厌恶上朝的万历

公元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阳历三月二日这天早上，京城里突然流传出一则消息，说皇帝今日要举行午朝大典，什么叫朝呢？依照明代典制，朝会乃是君臣当面奏对、处理政务的重要场合。按规定，有185项政务必须面呈皇帝裁决，因此除了每日的早朝，尚有午朝与晚朝之设。无论风雨，文武百官皆须出席。然而由于朝会过于频繁，且流于形式，后来仅保留早朝，午朝、晚朝则鲜少举行。因此听说举行午朝大典，官员无不惊诧：何以突然有此一举？

事发突然，数以千计的官员只好匆匆穿上官服涌向皇宫。然而，当这几千号人乌泱泱的聚集在皇宫的午门前，主角万历迟迟没出现，而且非但皇帝没来，武朝大典应有的侍卫，仪仗统统没来。大臣们面面相觑，十分困惑，难道举行午朝大典的消息是假的？等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位太监传来万历口谕说，皇帝今天并没有召集大家来开会，各位是该回单位的回单位，该回家的回家吧。

听了这番话，忙活了半天，又紧张了半天儿，穿戴整齐等了半天的文武百官大松一口气。却也不免满腹疑云：此等谣言究竟从何而起，竟能令成百上千官员一齐受骗？

客观而言，万历十五年这场朝会乌龙，虽波及甚广，说到底不过是一桩以讹传讹的闹剧。除了让百官白跑一趟，权作假日徒步入宫，倒也未有更多实际损失。多数人一笑了之，并未深究。

可是这事儿让万历怒了。官员们刚散场，万历发布圣旨，下令惩处礼部和鸿胪寺。

礼部掌典礼仪制，朝会事务则属鸿胪寺职掌。万历认为，午朝大典多年未举，绝无可能毫无预兆突然举行。此二衙门不仅未加澄清，反随之附和，殊失职守。故罚两衙官员，上自堂官、下至吏员，悉数罚俸两月。

光罚款还不够，万历余怒未消，他要求鸿胪寺彻查此事。但是鸿胪寺他不是公安部，又不是调查案子的，所以只能回复说，这个假新闻众口相传，已经无法查明始作俑者。

万历得知之后，龙颜大怒。除了礼部和鸿胪寺，所有在京任职的官员，每个人也都给扣了俩月工资。这么一来，事儿可就大了。罚几个官，甚至几个部门的官都属正常。但是集体扣款性质可就不一样了，这一场闹剧而已，这为什么万历反应这么大，要惩罚京师所有官员？

黄仁宇认为，万历之所以龙颜大怒，一方面觉得这官员们是以讹传讹，不仅丢了他们的脸，也丢了皇帝的脸，更是丢了大明王朝的脸。偌大的北京城，成百上千的官员，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听信传言，齐齐整整慌慌张张上演这么一出闹剧。一则假消息，就把全体京师官员耍得团团转，我大明王朝体统何在，颜面何在，太丢人了。

另一方面，这则假消息的内容也让万历很不爽，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奇葩之处，他对任何时间的上朝，不管是早朝，还是午朝，都充满了极端的厌恶。在明朝皇帝上早朝可以说是一件雷打不动的制度，特别是明初，君臣每天都得参加，这后来虽然改成几天一次，但不管几天，朝会还是一定要开的，因为这是一项需要遵守的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正常的标志。

但是自从明武宗正德皇帝开始，他就表现出对上朝的厌恶，接下来，嘉靖、隆庆也就是万历的爷爷和万历的爸爸都不喜欢上朝。自正德到万历，连续四代的明朝皇帝都不喜欢上朝，出勤率也都不高。实事求是的讲皇帝不喜欢上朝，这是一个合乎实情的普遍性结论。

先说这个不上朝的始作俑者，明武宗，为人任性，喜好玩乐，爱好旅游，那是个著名的游戏天子。他平时不住紫禁城，而是在一个叫豹房的地方。但要是去豹房，也不一定能遇到他，因为他在不在北京很难说。至于上朝，你连人都找不着他怎么上朝？明武宗之后继位的是万历的爷爷明世宗嘉靖。刚继位的时候，嘉靖年纪轻轻，经常参加各种朝会，但是人到中年，嘉靖一是对繁杂的政务感到疲倦，二是开始热衷于修仙。为了能清静的炼丹悟道，嘉靖不再上朝，并且搬出紫禁城，能见到他的只有少数内阁大臣。不过嘉靖毕竟是天资聪颖，擅长玩弄权术，即便不上朝，也能牢牢的把持朝政。嘉靖之后继位的就是万历的父亲明穆宗隆庆皇帝。比起前两位，隆庆倒是不贪玩不修仙，甚至连皇宫都不怎么出，但他是个庸才。根据记载，隆庆在朝会上几乎不说话，因为他听不懂大臣们在朝会上说什么，也不打算去打听。他也是个怕麻烦的人，当起了甩手掌柜，这个隆庆唯一会积极主动的就是鱼水之欢。所以隆庆平日就泡在后宫温柔乡里，尽量的也不跟大臣们见面，而他最后就死于纵欲过度。以上这些原因，都是皇帝自己的品性问题，因此黄仁宇认为这几位皇帝都不称职。

但问题只出在皇帝身上吗？假如换上一个好皇帝，他就规规矩矩上朝吗？黄仁宇并没有更深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他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在万历还很勤政的时候，他还也是没有按时上朝。就比如一开始说的那场闹剧，官员们之所以会上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午朝大典很久都没举行了，早就应该补上了。

此时的万历还是很勤政的，但不愿意举行午朝大典。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如果把“皇帝上朝”这四个字拆开，那么要么是皇帝有情况，要么是上朝这件事情本身它不合理。皇帝的问题，刚才咱说了，现在再来看看上朝这件事儿，他真就合理吗？明朝的朝会制度创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之后逐渐完善，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大朝，参与人数众多，主要体现仪式感。比如过大节。另一种是常朝，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有大型朝会，每天还有日常朝会，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朝会终年无休，刮风下雨都要照常举行的。

每天的朝会，有上午开始的早朝，还有下午继续讨论的午朝。早朝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大臣们通常是凌晨3点集合，5点钟入宫上奏，一般是八九点钟散会。这听起来确实很辛苦，别的不说，大半夜起床，年轻小伙子可能还能熬得住，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那真是没几个能熬得了的。那如果只是劳累也就算了，可是搞这么累，工作效率还很低下。一般流程是官员们先把这事儿说一遍，然后皇帝说两句，大家跟着去讨论，最后定夺解决方案。但凡遇上点儿有争议的事情，一天的时间未必能处理几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正是因为如此，非但皇帝不喜欢上朝，真正想做事儿的人也都觉得这朝会没什么意义。

在万历即位之初，主持朝政的权臣张居正就以皇帝年幼为由，大幅度简化朝会流程，等万历亲政之后，也并没有重启朝会，所以才会出现很久没有召开武朝大典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不上朝，皇上又怎么治理国家呢？

这就是传统的惯性和道德的力量。所谓传统的惯性，就是自明朝成立以来延续已久的政治运行模式。各类政务如何处理，即便未经朝会议决，官员心中大致有例可循。即便遭遇新题，亦可稽考旧案，依例施行。和其他王朝相比，明代此种惯性尤为强大，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堪称“制度狂热者”，为后世子孙制定一系列“祖制”。朱元璋深信，只需制度详备，后人严守，便可保江山永固、万世太平。其所定制度极为细密，纵使皇帝不朝不理，也有章可依。当然了，好不好用那就另一回事儿，最起码呢啊，有东西可以参考。

黄仁宇的另一个解释，就是道德的力量，主要指的是明朝士大夫的自我追求。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自我追求并不属于或者说不独属于明朝士大夫，而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明朝始终有一批渴望居其位、谋其政、安定天下、造福社稷的士大夫。当皇帝懒惰的时候，他们中有人会据理力争，冒死觐谏，也有人会扛起责任，承担起治理国家的任务。

这两方面的解释都很有道理，但如果从明朝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来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皇帝治理国家其实本来就不需要上朝。很多人之所以对上朝这事儿看得这么重，相当程度上是受各种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影响，似乎国家大事都是在朝堂之上解决的，确实有些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是战是和，的确会在朝堂之上讨论，并且形成最终的决议。但是，朝会上能够讨论的事情太过有限，而且国家机密也不能拿出来讨论呢。因此，皇帝治国理政的最重要途径，从一开始就不是开朝会，而是批阅奏疏。

明朝大臣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请示皇帝，基本上都写成奏疏，也就是奏折，交到通政司，它会把各种奏折被分门别类。理论上当天就会被送到皇帝的御案上，大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每天上报给皇帝的事儿也非常多。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8天的时间里审批了1660件奏疏，总共涉及3291件事儿。即使不吃不睡，24小时连轴转。平均每小时也得批阅将近9份奏疏，处理17件事。由于工作强度实在太大，即便是朱元璋也受不了。因此明朝又出现了一批帮助皇帝批阅奏折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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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臣先审阅奏疏，附上参考意见，这就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相当于皇上处理政务和文书的秘书。这个部门在后来就叫做内阁，而这些帮皇帝批阅奏疏的人，就是明朝中后期权势最为显赫的内阁大臣。因此，即便皇帝不上朝，只要他在后台把奏疏处理好，就可以正常履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

到这里，咱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一场乌龙，万利为什么如此暴怒？现在咱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万历对武朝大典不感兴趣，以及对所有的朝会都有厌恶之感，既是因为这种活动又累又没有实际意义，还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治国理政。所以，当万历得知京城官员被假新闻骗的团团转，集体跑来参加那个子虚乌有的午朝大典，他是既生气这些官员的愚蠢，又觉得这帮人不识时务。而且他还隐约认为这些官员就是想故意折腾的，于是龙颜大怒，处罚了所有的京官。

所以对于上朝这个费神又费力的烦心事儿，皇帝们只要不是特别勤快的工作狂。更愿意用其他途径治理国家，也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其他途径上，万历相较于几位前任，那简直是玩儿出了花样，玩儿出了特点，让看似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