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第一幕僚，原彭老总手下作战科长，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想溜

1948年深秋，南京城的风已经有些冷了。城里却并没有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戏院照常唱戏，茶楼照常有人摇着蒲扇聊闲天。离这里不远的徐州前线，却在悄悄酝酿一场关乎国共双方命运的大决战。就在这样一种诡异的反差之下，有几个人的选项，比普通士兵要多得多，他们在战场与后方之间反复权衡，甚至萌生了“溜走”的念头，其中便有杜聿明麾下的“第一幕僚”舒适存。

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视作杜聿明“心腹参谋”的将领，最早却是从彭德怀手下的红军作战科长起家的。身份几经转换，立场数度改变，到淮海战役硝烟将起时，他已经对这场大战的结果有了自己的判断。

一

淮海战役刚刚拉开帷幕时，徐州前进指挥部的内部气氛，比外界想象的要沮丧得多。

当时的组织架构中，名义上的主心骨，是前进指挥部总司令刘峙和副总司令杜聿明，参谋长是舒适存，副参谋长则是出身军统、又曾在中共队伍中待过一段时间的文强。按理说，这样的配置，应该是各有分工、相互配合，但实际运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文强原本已经离开军统，借着同乡程潜的人脉，调入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任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职位不算显赫，却清闲安全。那时局势已渐明朗，很多人都在悄悄为自己留后路，程潜也在酝酿更大的转身。就在这当口，杜聿明写信“点名”要人，把文强从长沙“要”到了徐州前线。

程潜在文强临行前劝了一句：“此去当心，当俘虏可就不好办了。”话说得并不重，却点得很透。文强当时不以为意，心里多少还有点自信，觉得凭自己的阅历和身手，总能在乱局里找条缝。但到了徐州，他很快就觉得不对劲。

前进指挥部表面上灯火通明，电话线纵横交错，可士气低落得厉害。部队调动杂乱，后勤供应也多有拖欠，最致命的是，整个系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被动挨打”，而不是主动组织一场大战。与其说是枢纽，不如说是一个被架空的“办公地点”。

这种氛围下，参谋长舒适存的心思，也渐渐浮出水面。

二

淮海战役尚未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舒适存已经动过“回南京”的念头。

按照职务，他是徐州前进指挥部的参谋长，理论上应该是负责作战筹划和全局协调的关键人物。但实际情况是，杜聿明制定作战计划，多半不通过参谋部正规流程，直接与自己信得过的几位将领商量后定案。参谋部被搁在一边，更多时候只负责后勤协调和文书工作。

人一旦感觉自己被边缘化，立场就不会那么坚决。舒适存出身红军，又在国民党系统中一路升迁，身上早就养成了“看风向”的习惯。战役刚开打，他就觉得“前途不妙”。

有一次，他找到副参谋长文强，说得很干脆：“不想干了，前途无望。我想请个假，回趟南京，把家眷先转过去。”这话若是从普通军官嘴里说出来，恐怕早就被扣上“临阵退缩”的帽子，但在那时的徐州指挥部里，却显得异常平淡。

巧合的是，当时杜聿明不在徐州，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总司令刘峙。

刘峙在国民党军中名头不小，但在这个关键节点，他既拿不准形势，也掌握不了多少主动权。听到舒、文两人的请求，他含含糊糊地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淮海战役刚刚开始不久，两位参谋系统的骨干，一前一后悄悄离开徐州，回到了南京。

从纸面上看，这只是一次“请假回后方”的行为。可对熟悉军中运作的人来说，这已经接近“抽身而退”的前奏。文强当时甚至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一劫”，谁料不到几天后，局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

转折点发生在南京街头的一次偶遇。

文强在南京“休假”期间，心情一度颇为轻松，吃饭、会友、逛街，一切仿佛都远离了徐州战场。他原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那口巨锅，至于淮海那边如何发展，只能算“局外之事”。

然而某一天，他在街上闲逛时，意外碰到了杜聿明的弟弟。前线主将的亲弟弟，在后方突然见到两个关键参谋都在南京，自然会立刻上报。消息很快传到杜聿明耳中。

马上，一道严厉的命令从徐州发出，要求舒适存、文强立即随同杜聿明乘飞机返回前线。文强当然不想再回去，可在军法威慑之下，他知道自己很难拒绝。面对舒适存，他忍不住压低了声音：“要是违抗命令，可就是军法处置，真要掉脑袋的。”

舒适存沉默了一阵，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就一起回去，要死也死在一道。”这句话听上去义气十足，多少带着点悲凉味道。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选择远没有这句“豪气话”那么简单。

其实在这个节点上，两人对局势的判断已经很接近：淮海战役胜负已定，只不过有人还寄望在缝隙里找一条路，有人则干脆打算趁机“脱身”。

他们最终还是随杜聿明乘机回到了徐州。战役的巨网，重新向他们合拢。

一、陈官庄困局与“最后的机会”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三十余万大军开始从徐州撤离，试图南撤西援，寻找与其他部队汇合的机会。这一大规模动作，很快被华东野战军察觉，随即展开追击与围歼。

12月3日，形势出现了另一个关键拐点。蒋介石担心杜聿明单独向西南突围，坐视黄维兵团被歼，亲自下达手令，要求杜部改变行动方向，向潍河口一带突进，以接应正在与中原野战军激战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心知肚明，这一调动，实则是把自己部队推向更险恶的境地。可在国民党军体系之内，他又很难公开抗命，最终只得照令而行。至12月4日拂晓，他率领的部队已经被围困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线的狭小地带。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多次组织突围，孙元良的第16兵团更是在未获统一指示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数次突围受挫后，杜聿明只能在陈官庄一带固守，寄希望于空投补给和外线援军。

12月16日，杜聿明召集各兵团、各军主要将领开会讨论出路。当时前线消息接连传来，黄维兵团已经被各个击破，部队伤亡惨重。就在研究突围方案之际，又传来一个让人心头发凉的坏消息：黄维兵团试图单独突围，已经陷入更大包围圈，其结果几乎可以预见。

这时候，不少人心里都开始动摇。杜聿明虽然还在口头上提出“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的设想，但这种声音在战场现实面前显得尤为无力。

蒋介石第二天的指示是：“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受机宜。”短短几句话，看似关切，实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办法。要派人飞南京汇报，就必须从陈官庄中挑出一个足够“可靠”的将领。这一次，视线又落到了舒适存身上。

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舒适存正是抓住了这次“飞南京”的机会，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次转身。

按照杜聿明的安排，舒适存作为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负责向南京汇报陈官庄困局，并听取蒋介石的具体指示。对他本人来说，这本是一项十分危险而又艰难的差事，一旦再被派回前线，很可能赶上的是最惨烈的结局。

舒适存临行前，文强专门找了他一趟，说得很隐晦：“回去的时候，帮我带几件新衣服。”表面看，这只是一句代买衣物的请求，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另一层意思——他希望舒适存在南京为他准备几套老百姓的衣服，好在万一有机会突围时，能伪装成平民，混出包围圈。

舒适存点头答应，没有多说什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到了南京之后，花了不菲的价钱，却给文强订制了一身新西服。等衣服送到前线，文强一看，愣住了：“我是要突围化装，这种衣服穿得出去吗？当个外交使节倒还合适。”

舒适存面有难色，只说了一句：“这套衣服很贵的。”文强忍不住回嘴：“越贵越刺眼，生怕共产党认不出来吗？”

表面看来，这是一段有些滑稽的插曲。但摆在舒适存面前的现实，是另一种冷冰冰的计算。他在南京汇报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当局对陈官庄困境的态度：空投有限，地面援军更是难以指望，蒋介石虽有“决战”之语，却拿不出扭转局势的办法。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在红军中干过参谋长、又在国民党军高层混迹多年的老将，很难不看出形势的走向。淮海战役的结局，在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再回陈官庄，凶多吉少；留在南京，虽然前途未必光明，至少还有一条延续仕途的可能。

1949年1月8日，舒适存第三次飞抵南京，名义上是协调空投粮弹、空中掩护等事宜。自这一次起，他没有再返回前线。陈官庄被围的几十万官兵，失去了这位参谋长；这位曾经的红军作战科长，则顺势转入了另一条道路。

对于文强来说，这一切则截然不同。

舒适存离开后，杜聿明不得不任命文强为前进指挥部代参谋长。战斗愈发激烈，包围圈愈收愈紧，他既要负责后勤调配，又要参与残存指挥系统的协调。可惜局面已到末路，即便换谁来，也无法扭转。陈官庄被围的整个集团，在火力和兵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接受被歼灭的命运。1949年1月中旬，杜聿明在陈官庄地区被俘，文强也一同落入解放军之手。

两个人在同一条时间线上走到岔路口，一个借飞往南京的机会悄然脱身，一个则被困在包围圈中走到战役终点。不得不说，这种命运差异背后，有运气的一面，也有性格与选择的影子。

二、从红军作战科长到黄埔系幕僚

如果只看淮海战役中的表现，舒适存似乎更像一个谨慎自保的“技术官僚”，很少公开表态，也不轻易抢风头。但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他早年的履历，比很多黄埔出身的将领要曲折得多。

1900年前后，他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普通人家（史料有误记作“1989年”，实为清末生人）。少年时期读过私塾，又进入平江的教员养成学校学习，毕业后做过司书、教员。类似经历在当年的军界并不罕见，胡宗南、徐向前早年都当过教员，直到时代变局来临，才投身军旅。

1918年前后，湖南军界招兵，舒适存通过老乡余贲民介绍，进入湘军第二师三旅五团一营二连，最初只是“备补兵”，吃穿自理，在队伍里等兵缺。那时的湘军，军纪相对还算严整，不兴大规模抓壮丁，要想正式入伍，还得“一个萝卜一个坑”。

几年下来，他在军中慢慢爬升，到1926年已经混成一个团长。此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十四军，归属湖南地方军阀赵恒锡一系。由于这个系统在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眼中属于“杂牌”，1928年夏，第四十四军被裁撤，众多军官被遣散。

对很多被解散的军人来说，这一打击不亚于“断了生路”。舒适存当兵多年，手里攒了一些积蓄，便在长沙买了房，短暂过起了小市民生活。若是局势稍微平稳一点，也许他就此在地方上做个有产之人，顶多参与些地方保安事务，很难再卷入后来的风云。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0年。

这一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平江一带土豪劣绅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部队在清查中发现，舒适存曾是湘军团长，于是将他扣押起来。本来以他的身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背景下，结局并不好说，但因为出身平江，又有同乡关系，红三军团内部不少人替他说情。

更重要的是，红军当时急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人才。在老乡动员和组织劝说之下，舒适存“勉强接受”了参加红军的安排。口头上说是“被迫”，起来却并非毫无主动成分。很快，他凭借多年军旅经验，被任命为红八军参谋长，接着又在1932年担任红三军团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成为彭德怀手下的重要参谋之一。

站在军事专业角度看，他在这一阶段确实发挥了技术特长。可从思想层面来说，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完全视作“红军一员”。这种心理埋下了后来变动的伏笔。

1932年初，红三军团参与赣州战役。在“左”倾指挥下，部队强攻坚固守备，伤亡惨重。战后，一部分干部对前途产生悲观情绪，信念开始动摇。在敌人策反、宣传攻势配合之下，红三军团内陆续出现个别干部投敌事件。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二师师长郭炳生率部投敌。国民党方面借此大做文章，通过广播、电台和传单，散布“红军内部离心”的消息。在这种环境中，又有几名掌握机密的干部秘密投敌，舒适存就是其中一人。

同年，他抵达南昌，受到国民党方面重视，任南昌行营少将参议。在此之前，他掌握不少红军军事部署、行动习惯等重要情报，转身之后，势必成为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作战的重要情报来源。这一段经历，对中央苏区后来的防御造成了不小压力，也让他的政治身份彻底发生变化。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将部分在情报战中“立功”的人员送入陆军大学深造。舒适存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二期，为此后在正规部队中的晋升打开通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从陆大学成归来，调任第52军第2师参谋长，师长是郑洞国。

从这一步开始，他正式进入了嫡系系统的视野。

三、黄埔系体系中的“副手角色”

第52军在国民党军内部，被视作第六大主力之一。军长关麟征早年是黄埔教官，颇有声望。52军下辖师、旅多为嫡系编制，在抗战初期参加多场重要战役。舒适存在第2师任参谋长时，虽非最高指挥，却已经稳居中高层核心圈子。

不过，关麟征虽然有资历，性格却偏强硬，在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中，始终没能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系统。郑洞国后来脱离52军系统，受杜聿明邀请，担任荣誉第一师师长。舒适存也紧随其后，先任荣誉第一师副师长，后任师长。

这一时期，他基本确认了自己在杜聿明、郑洞国为核心的第五军系统中的位置。1943年，远征军新22师、新38师在印度整训扩编，组成新一军，郑洞国出任军长，在他的保荐下，舒适存担任新一军参谋长，同年秋又改任新六军副军长。

从职务升迁表面看，这是一条循规蹈矩、稳步上升的路。问题在于，他多半时间担任的都是“副职”：参谋长、副军长、副师长。与第五军系统中一些早年便拉起自己班底的将领相比，他始终没能完成向“独立山头”的跃迁。这种位置决定了，他必须在各方之间谨慎行事，既不能得罪上峰，又要维持下属的基本服从。

到了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他被任命为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看似风光，实则隐含一层微妙的不信任。

据文强回忆，杜聿明之所以坚决把文强从湖南“要”到徐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舒适存“过去的经历”始终有芥蒂。他清楚，这位参谋长早年在红军中任过要职，又曾从江西“跑出来”，并且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不少情报。这样的经历使他在情报、参谋方面不可替代，却也让人本能地产生防备。

正因为如此，杜聿明希望通过安排文强出任副参谋长，负责人员、司法、后勤等事务，以“牵制”舒适存。一个是有军统背景、又同共产党有过复杂渊源的军中人物，另一个是从红军阵营投向国民党系统的老参谋，两人互相制衡，表面上配合，实则都够不上“绝对信任”。

这也是徐州前进指挥部的一大尴尬：参谋系统表面形满，实际被架空。杜聿明安排作战部署时，很少走完整参谋程序，更多依赖自己的战役判断和个别心腹意见。久而久之，舒适存、文强这样的人，对未来都不再抱太多幻想，只把自保看得更重。

淮海战役爆发后，他们比普通指挥员更早看到败局，萌生退意也就不难理解。

三、战后去向与人生落点

淮海战役结束时，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全歼，杜本人被俘，其他主要将领也大多落入解放军之手。对于被俘将领来说，后面的路已经脱离了个人选择，只能被时代裹挟前行。文强在战后经历了思想改造，后来在新政权中以另一种身份出现，这里不作延伸。

舒适存的路线则完全不同。

1949年春，他已在南京改任卫戍副司令。此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根基摇摇欲坠，军事失败已成常态。尽管如此，旧系统仍按照既有程序运转，任命、调动、电文、命令一应俱全，形式上保持着“大局未乱”的姿态。对像舒适存那样的“中高层将领”而言，这意味着还有向上级靠拢、向台湾转移的现实机会。

同年5月，他应新一军旧上级孙立人的邀请，赴台湾任陆军训练副司令。孙立人曾在缅北率新一军作战，与美军并肩，被称为“东方的巴顿”，在台湾军界一度颇有威望。舒适存得以跟随旧系统核心人物，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同年秋，他转任台湾防卫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并兼任环岛防卫工事督导处长，负责督建台湾沿海防御工事。这类工作性质偏向规划、协调，正好适合他多年来养成的参谋习惯。可以想见，他在岛内军界虽然地位不算最顶层，却也算稳定。

关于他退役时间，史料有说1959年，也有说1967年，存在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退出现役后，他曾到学校任教，从军数十年后，回到了早年熟悉的讲台。1989年，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从平江教员，到湘军团长，再到红军作战科长；从南昌行营少将参议，到新一军参谋长、新六军副军长；从徐州参谋长，到台湾防务系统副总司令，这一连串身份变换，折射出的，是旧时代军人一以贯之的现实感。

回头看淮海战役那段，他在徐州战场上的举动，乍看有些“世故”，甚至让人觉得过于精于自保。但换个角度思考，像他这样见过多个政治阵营、经历过多次生死洗牌的人，对“败局”有更敏锐的嗅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关键节点慎之又慎。

淮海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会战之一，成败在历史中早已定格。留在陈官庄的人，迎来的是另外一段道路；趁机离开的，将自己安排在了另一条轨迹上。舒适存和文强，两位曾经并肩在参谋部忙碌的幕僚，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落点。

在那场硝烟四起的大战背后，这种“不同选择带来的命运分岔”，本身也是那段历史中颇耐人寻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