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穷地方谈环保，《生命树》接地气吗？

看到一个问题——

《生命树》中，博拉木拉究竟是应该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生态」？

就博拉木拉的条件看，应该先发展经济。

我不是否认环保的意义，而是因为博拉木拉太穷了，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第一集就提到，巡山队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巡山队穷，因为玛治县很穷，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

即便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条件下，巡山队也不能拿到钱。

此外，玛治县的普通老百姓也很穷困，当地的女子甚至用不起卫生纸而生病。

就业环境差，生活质量低下，巡山队想要保护藏羚羊，然而武器装备比盗猎贼差太多。

因此，巡山队的工作很被动。

我们知道，一张藏羚羊羊皮子卖价800美元。

这个细节其实也是在告诉观众，盗猎贼杀害藏羚羊，本质上也是踩法律红线摆脱贫困。

极度贫困，本身就是生态的敌人。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盗猎者当然是恶人，而他们的恶，恐怕也是贫困生活的风险套利。即便有法律的威慑，他们依旧愿意铤而走险。

我只追了十集《生命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呈现盗猎贼的B面？

就我的观看来说 ，《生命树》正邪对立，更像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划分，先保护生态的是大好人，先发展经济的，则更像是坏人。

把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生态作为道德问题，这是对贫困的误读，也让剧集不那么接地气。

是的，我总觉得《生命树》像极了新千年流行的那种伟光正国剧。

世道崩坏，人心浇漓，总有一帮有道德高光的人民良心力挽狂澜，沧海横流，凸显他们的英雄本色。

第十集，亏了几百万的投资商，被视为“最仁慈的金主”。

情绪价值给的足，观众似乎也很感动。

商人看到后也会很感动吗？

那可是九十年代的几百万。

在1991年，北京人民大学教师王小波，拿到12.5万台币后，就有辞去教职当自由撰稿人的勇气了。

而一个想要投资发财的老板，因为看到多杰穷得只剩一身环保的情怀，就释然了。

这是不是太假了？

说到底，《生命树》的演员们演得很努力，但我总感觉不接地气，因为它把一个贫困之地的结构性困境，简化成了道德选择题。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和环保二选一，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经济啊。

我们现在是吃饱穿暖，准备走向共同富裕了，自然更喜欢环保啊。

我没有去过90年代的玛治县，但我经历过2016年的北京，正是雾霾严重的时期。

此后北京的雾霾天越来越少，在2016年之前，北京不知道环保很重要吗？当年的首钢定在北京，很环保吗？

领导们肯定是知道的，然而，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起来，比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更重要而已。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生活品质，可持续发展。

就博拉木拉那种穷困之地谈环保，就相当于让一个没饭吃的人只吃有机产品，拒绝靠化肥农药长大的农产品一样荒谬。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这是不是适合博拉木拉呢？

不太适合。

因为西藏的生态更脆弱。

多杰也提到了，藏羚羊会有灭绝的风险。

我赞同先发展经济，但可以划定一部分区域，设立一个底线，用较小的环境代价，来赢得更多的机会。

只是在刷剧时，我不是特别理解剧集的逻辑。

第二集，他作为多杰的对立面，积极响应先发展经济。这段对话中，林培生多居右，多杰多居左。

通常来说，左右暗示话语权高低。简单讲，画面右侧往往是主导方，画面左侧，往往是边缘方、弱势方。

参与会议的书记，让大家投票表决，六人举手选发展经济。

到了第七集，多杰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否认了之前自己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提议。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难度显然更大，而一直提倡发展经济的林培生，画面右侧的强者，被移到左侧，他成为对话中的弱者。

书记直接给了多杰一个尝试的机会。

但这里的问题是，此时的多杰，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建立自然保护区所依赖的财政模型，他也没有，这位副县长只凭一腔热情，就能击败县长林培生，就能打动书记？

凭啥啊！

凭胡歌长得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