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热”背后：长期通缩下的日本民众，正试图通过政治豪赌寻找出口

一、一场“压倒性胜利”

2月9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自民党获得315席，单独超过三分之二，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多个关键选区中，自民党在高市路线加持下重新集结选票，尤其是在20—40岁年轻选民、地方基层以及原本政治参与度并不活跃的沉默阶层中，呈现出一种近乎“偶像化”的支持态势。

从表面看，这是一场久违的强人政治回归：鲜明立场、激进口号、明确的敌我划分。但若仅将其理解为“保守回潮”或“右翼动员”，显然低估了这次选举的深层动因。

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日本社会对某种政治路线的理性回归，而是一场由经济绝望与长期停滞共同催生的“集体政治豪赌”。在看不到出口的现实之中，选民选择把筹码押在一条高风险、但至少看起来足够刺激的道路上。

二、被通缩与高物价夹击的日本社会

日本社会的病灶并非新近生成，而是累积了整整三十年。

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徘徊在低增长与轻度通缩之间。名义工资几乎停滞不前。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1997年至2024年，日本实际工资水平累计下降超过10%，而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实现正增长。

这种长期“努力却看不到回报”的状态，持续侵蚀着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如果说通缩是慢性病，那么当下的高物价冲击，则是一次急性发作。

2026年开年，日本米价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5公斤4337日元（约合人民币194元）。

在日元长期走弱、能源与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结构下，日本普通家庭正在切身感受到“账面经济指标改善”与“生活成本上升”之间的巨大落差。

长期通缩培养的节俭意识与突然来袭的高物价形成双重夹击，日本社会积蓄的经济焦虑已经达到临界点。对选民而言，问题已经不再是“增长质量”或“财政可持续性”，而是一个极其直观的判断：

如果继续按现有路径前行，生活只会越来越难。

三、高市早苗给出的“致幻剂”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收割如此多的选票，是因为她精准地扮演了那个“掀桌子”的人。

第一，是极具冲击力的经济承诺。“食品消费税两年归零”是高市竞选纲领的核心亮点。这一主张，在财政技术层面争议巨大，但在选民感受层面却异常清晰。

它不需要复杂解释，只需一个简单逻辑：“政府现在就站在你这边，直接降低你每天的生活成本。”

在长期被告知“必须忍耐”“必须结构改革”的背景中，这种近乎民粹的承诺，对于每天在超市打折区徘徊的选民来说，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第二，是“积极财政”叙事下的再工业化幻想。通过集中投资AI、半导体、防卫产业与关键技术领域，高市描绘了一幅“再次强大”的工业日本蓝图。

这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一种身份叙事：日本并未衰落，只是被束缚；一旦松绑，仍可重新站上技术高地。

第三，是右翼叙事所提供的情绪价值。在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地位被频繁比较的背景下，日本社会的相对失落感持续积累。

高市强调“国家尊严”“外交自主”，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对周边国家采取更强硬立场。这种叙事为因经济停滞而产生失落感的民众提供了心理补偿。

以上要素叠加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政治“致幻剂”：它让人暂时忘记现实约束，转而沉浸于“如果一切顺利”的可能性之中。

四、繁荣的假象与未知的悬崖

任何豪赌的核心问题，都不在于承诺有多动听，而在于失败成本由谁承担。

首先，是无法回避的财政赤字问题。日本2025年底国家债务达1342万亿日元创新历史新高，伴随物价飙升对策等的支出压力增强，依赖国债发行的局面将持续。

食品消费税归零意味着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这一缺口不可能仅靠“经济增长”自动填补。一旦增长未达预期，后果要么是债务进一步膨胀，要么是其他公共支出的被动压缩，日本经济复苏将因此承压。

其次，是地缘政治反噬带来的现实成本。高市的强硬对外立场，尤其在中日经贸关系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风险。

在日本制造业高度依赖区域供应链的背景下，任何政治紧张的升级，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企业成本上升与物价进一步走高。

这恰恰可能抵消其最初试图缓解的民生压力。

再次，是“修宪议程”可能带来的政治重心偏移。一旦跨越关键门槛，政治资源与社会注意力极有可能被吸入意识形态与制度重构之中，反而挤压了对少子老龄化、地方衰退、劳动力结构等长期问题的治理空间。

换言之，赌局真正的风险，不是失败，而是在高度动员中错配了国家优先级。

五、出口，还是更深的陷阱？

日本选民在这次选举中投下的，并不仅是一张赞成票，更是一种带有投机色彩的反抗。那是对“渐进改善”彻底失去耐心后的选择，也是对既有政策路径的集体否定。

高市早苗所获得的，是一份罕见而沉重的“绝对授权”。问题在于，她能否将这份授权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还是会将日本引向一条更剧烈、却未必更光明的震荡轨道。

这场豪赌的真正结局，或许并不取决于政治意志的强度，而取决于现实是否愿意配合这场想象。而历史一再证明，现实从不擅长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