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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雪贝财经的第532篇原创文章
特约作者:周驰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市场总会迎来一次几乎相同的剧情:某种农产品在前一年价格高企、利润诱人,大量资本与农户迅速涌入;而到了新一轮集中上市期,供给骤增、价格断崖式下跌,“丰收却亏钱”再度上演。近年来,车厘子正成为这一循环中最新、也最典型的主角。
从表面看,车厘子价格的“崩盘”似乎只是一次供需失衡的偶然事件;但若将视角拉长,就会发现这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种植业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并非农业的“异常状态”,而是其常态。而这种高风险,并非来自农民不勤劳,也并非单纯来自市场不理性,而是由多重深层机制共同塑造。
车厘子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从“高端水果”滑落为“价格跳水”的代名词,首先源于农业供给的典型特征:农业生产决策高度滞后,却高度集中。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可以根据订单灵活调整产量,种植业一旦决定扩种,往往意味着三到五年的不可逆投入。车厘子作为多年生果树,从定植到盛果期需要漫长周期,一旦价格信号被市场捕捉,扩种行为往往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时间兑现。
结果便是,价格信号并没有起到“平抑供需”的作用,反而被放大成了“羊群效应”。当产能真正释放时,市场早已从“稀缺”变为“过剩”,价格自然只能通过剧烈下跌来完成出清。这种周期错配,使农业天然具备了强烈的“顺周期放大器”属性。
然而,供给端的刚性只是问题的一半。更深层的风险,来自农业对价格波动的极端敏感性。对于大多数种植业而言,人力成本是相对固定的,而价格却是高度不确定的。土地租金、人工、化肥、农药、冷链、包装等成本,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几乎无法调整;一旦市场价格下行,利润空间会被迅速压缩,甚至瞬间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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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厘子这类“高投入、高单价”的作物上,这一问题被进一步放大。高端水果意味着更高的前期投入,也意味着对价格的高度依赖。一旦价格跌破某个临界点,农户并非“少赚一点”,而是直接陷入现金流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在农业中,“价格波动”往往直接等同于“生存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农业长期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机制。理论上,期货市场、订单农业、保险工具都可以缓冲价格冲击,但在现实中,这些工具在种植业中的覆盖率极低。车厘子这类品种,既缺乏成熟的期货定价体系,也难以通过标准化合约进行风险转移,农户几乎只能“裸奔”在现货市场中。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的组织形态进一步放大了风险。大量种植主体仍以分散农户为主,缺乏议价能力,也缺乏信息优势。在价格上涨阶段,他们往往是“被动跟随者”;而在价格下跌阶段,又是最先承压、最难承受的一群人。即便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些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在品牌、渠道和定价权上依然处于弱势,难以真正稳定收益。
车厘子价格波动的另一个重要推手,是需求端的“非线性特征”。高端水果并非刚需,其消费高度依赖收入预期与消费情绪。当宏观经济承压、居民消费趋于谨慎时,这类产品往往首当其冲。需求一旦回落,价格调整幅度远超普通农产品,却并不会同步传导回生产端,进一步加剧供需错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农业长期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农业被赋予了“稳供给、稳民生”的公共属性,却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承受价格波动。在多数工业领域,价格下跌意味着效率提升、竞争优化;但在农业领域,价格下跌往往意味着大量主体被迫退出,甚至影响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这种制度张力,使农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始终处于高风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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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的故事之所以反复上演,并不是因为种植者不理性,而是因为在现有结构下,“理性决策”本身就难以避免集体失误。当信息不对称、周期滞后、风险无法转移、需求高度波动同时存在时,价格崩盘几乎是必然结果。
因此,车厘子价格的崩盘,与其说是一场偶然的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结构性提醒:在中国,种植业仍然是一个用确定成本,去博不确定价格的行业。只要这一基本特征不发生改变,任何“高收益作物”最终都可能重演同样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车厘子并不是最后一个“崩盘的明星农产品”。在价格信号仍被过度放大、风险仍主要由生产者独自承担的现实下,农业的高风险属性,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品种的失败而消失。它只是换一种作物,换一批参与者,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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