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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标签下的畸形底色
吕乐,“从擦鞋童到总华探长”“五亿身家的警界枭雄”“香港影史最经典的枭雄原型”,这些荣光背后,藏着殖民统治下权力失控的腐烂根须。
这个让黑帮低头、洋警让道的“探长皇帝”,究竟是时代的弄潮儿,还是制度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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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恶水出枭雄
吕乐,一九二零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渔村,幼年时跟着家人挤在偷渡船的底舱漂到香港。
那时候的九龙城寨像个巨大的贫民窟,他光着脚在街头跑,捡过别人丢的烟头,十岁就蹲在弥敦道给洋人擦皮鞋,后来又拉过人力车,汗珠子砸在滚烫的柏油路上,一天挣的钱刚够买两个叉烧包。
一九四零年,港英警队缺人,他被拉壮丁似的塞进了警队,成了穿制服的巡逻警,每天在街头追小偷、赶流民。
没多久战乱来了,他跑回海丰老家躲了几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又回香港,这次进了刑事侦缉处。
他脑子活,见人递烟,遇事儿敢扛,很快被老探长陈立看上,带着他跑案子。
一九五一年,三十一岁的吕乐成了深水埗警署的CID探目,手下管着几个伙计,开始在警队里有了自己的小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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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界崛起的双重路径
他脑子活,知道光靠蛮力抓贼没用,转头就跟潮州帮的老江湖搭上线。
一九五五年,他亲自带着伙计突袭14K社团的秘密聚会,当场按倒158个人,案子破得漂亮,警队里一下有了名气。
转年“双十暴动”闹得凶,他带着人在街头连守三天三夜,硬是把混乱压了下去,港英高层觉得这华探长“够狠够听话”,破格提拔他做了新界探长,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总华探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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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的情报网都是黑帮给的——新义安的大佬跟他称兄道弟,赌档老板定期给他递消息,潮州商会的岳父更是帮他打通了商界关节。
港英政府乐得看他用“自己人”管“自己人”,毕竟少了洋警直接出面,矛盾能压下去不少。
就这么着,他一边顶着“扫黑英雄”的名头往上爬,一边跟那些道上兄弟喝着茶分地盘,警徽和黑帮的香堂,在他这儿成了一条道上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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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倾巅峰的畸形秩序
他在总华探长的位置上坐稳后,干脆把整个九龙的偏门生意划成了地盘:油麻地归他管,旺角分给蓝刚,尖沙咀让给韩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蛋糕”。
他给毒档、赌档、妓院定了规矩,按月收“规费”——毒品档抽60%,赌场抽40%,妓院抽30%,收上来的钱按职级分:探长拿大头,警长分中份,巡逻警也能捞点“茶水钱”,剩下的还要打点洋警上司。
那时候普通警员月薪才300港元,他一个月光规费就收80多万,加上黑帮送的“孝敬”,身家很快滚到五亿港币,相当于当时香港上万套房产。
他用金剪刀剪雪茄头,打火机是纯金的,连衬衫纽扣都镶着碎钻。
回广东老家修祠堂,门匾上刻着“清正廉明”四个大字,背地里却让工匠在梁柱里嵌了纯金条,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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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下的制度溃烂
港英政府对吕乐这些探长的底细早就门儿清,可他们需要有人镇住底下的乱局,只要华探长能压得住黑帮、管得住流民,贪点钱在洋大人眼里不算事儿。
英籍总警司葛柏更狠,光靠收黑钱就捞了500万港币,后来东窗事发跑回英国,香港人上街举着“反贪污、捉葛柏”的牌子闹,这才逼着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
吕乐能在警队里横着走,说到底是殖民当局的“以华制华”给了他土壤——只要能维持表面的安稳,权力怎么烂都行。
他那套“规费制度”,不过是把这种腐烂摆到了明面上,成了整个体系的遮羞布。
1968年,吕乐看着葛柏的下场心里发毛,提前办了退休,可他知道,这安稳日子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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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36年的富贵末路
1973年,廉政公署成立的风声越来越紧,吕乐连夜让手下把家里的财物打包——28个大木箱,里面有元代青花瓷、几箱金条,还有一沓沓瑞士银行的本票。
他带着老婆孩子,先飞加拿大,没过两年又转到台湾,在台北市信义区买了栋带泳池的豪宅。
廉政公署成立后,第一个就把他列进通缉名单,这张通缉令一挂就是36年。
在台湾的日子,他表面上悠闲,每天喝早茶、打麻将,可卧室里总放着个黑色行李箱,里面码着金条和护照,听说只要有风吹草动,随时能跑路。
1997年6月30日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看香港回归直播,看到英国国旗降下来,默默把收藏多年的港英警徽扔进了基隆河。
2010年,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医院里病逝,胃癌晚期,身边只有小儿子陪着。
那张追了他36年的通缉令,终究没能把他带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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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照看法治进步
有人说他是从泥里爬出来的励志标本,擦鞋童混成总华探长,够狠够聪明;也有人骂他是警界的蛀虫,五亿身家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其实吕乐的一辈子,就是港英时代的一面镜子——殖民当局懒得管底层乱局,就找个“会办事”的华探长来镇场,权力没了笼子,好人也能变成贪腐的怪物。
现在不一样了。
2025年底,香港廉政公署刚破获一起11.6亿的洗钱案,涉案的不管是富商还是官员,该抓的抓该查的查,警队里再没人敢像当年那样光明正大地收“规费”。
吕乐那套靠黑帮撑起来的“秩序”,说到底是殖民政府懒得管才留下的烂摊子。
如今法治成了底色,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五亿探长”的故事,也就只能当历史的反面教材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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