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永存》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强音｜唐驳虎史诗诠释中国英雄

文章原标题：《英雄永存》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强音——唐驳虎双语史诗突破语言壁垒 诠释中国英雄精神世界价值

（作者：陈守义）

2026年的早春，一首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史诗性音乐文学作品《英雄永存》（国际中英文版）悄然完成创作。这部历时两年半、以“全韵·一麻韵脚”贯穿全篇的作品，由中国诗人唐驳虎（唐从祥）独立完成中英文双语创作，其文本甫一问世，便以其磅礴的历史叙事、精严的韵律结构、创新的跨媒介构思，在文学界与音乐界引发广泛关注。唐驳虎（唐从祥）原创《英雄永存》（中文国际版）诗歌，经过“写歌工坊”制作成为史诗级音乐，在2026年2月10日正式全球音乐平台发布。发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

这不是一首寻常的抗战题材诗歌。当“寒鸦哑”“铁蹄踏碎旧篱笆”“白山黑水血浸透”这些意象以严格的押韵结构次第展开，当“卢沟残月”“黄浦怒涛”“台儿庄前土埋骨”“平型关外雪混沙”这些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地名以交响乐的编配方式层层推进，当“青铜塑像望天涯，新楼矗立旧烽闸”的时空并置在尾奏钟声中完成最后的升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对历史的回望，更是一个民族在和平年代对英雄叙事的重新发现与当代转译。

一、记忆的危机与英雄叙事的当代使命

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记忆危机。

信息过载使历史的重量被稀释，碎片化阅读消解了叙事的完整性，代际更迭让亲历者日渐凋零。当最后一批抗战老兵渐次离世，当“十四年抗战”从亲历者的口述史变为教科书上的抽象数字，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将以何种方式记住那场战争？又将如何把这份记忆完整、庄重、富有感染力地传递给下一代？

唐驳虎的《英雄永存》给出了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答案。

这部作品最深刻的时代价值，在于它自觉承担起“记忆摆渡人”的角色。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不是对英雄事迹的平面赞颂，而是通过诗性语言与音乐结构的双重编码，将民族苦难与抗争的记忆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可传承的艺术符号。当“三千五万魂未散，化作群山护华夏”的诗行在多层和声中升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抗战中三千五百多万伤亡同胞的魂归意象，更是一种将个体牺牲转化为集体永恒的诗学创造。

这种转化的力量，源自诗人对“记忆”本质的深刻理解。记忆不是博物馆里封存的展品，不是纪念碑上凝固的名字，而是需要被不断激活、重新讲述、赋予当代意义的精神实践。唐驳虎选择以“全韵·一麻韵脚”贯穿全篇，表面看是韵律技术的运用，深层则是将记忆植入声音的肌理——开口音的悲怆与宣告，押韵的回环与强化，使每一个诵读这首诗歌的人，都在声带振动与气息流转中，将历史记忆内化为身体经验。这不是沉默的阅读，这是记忆的复燃。

二、跨语际书写：从民族记忆到人类共同价值

《英雄永存》的独创性，在于它并非一首单一语言的民族叙事诗，而是一部中英文同步创作、双向建构的国际双语作品。

这一创作姿态具有深刻的时代标识意义。在既往的抗战叙事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往往面临双重困境：要么是翻译中的诗意损耗，使原作丰富的意象在跨语转换中变得扁平；要么是文化语境的隔膜，使海外受众难以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情感逻辑。唐驳虎的解决之道是“译创同步”——英文版本并非中文定稿后的翻译产物，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与中文并行生长、相互激发的独立艺术文本。

这种双语同构的策略，使《英雄永存》获得了跨越文化边界的叙事能力。当“血书写尽十四夏，焦土绽出二月花”转化为“The blood-stained pages chronicled fourteen summers, and the scorched earth sprouted flowers in February”，当“山河若裂我必补，此魂不灭种在坝”升华为“I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broken, I will mend them; this soul will not perish, it will be nurtured in the dam”——我们看到的是意象的对等转换、韵律的创造性对应、情感共振的精准传递。这不是向外的文化输出，而是平等的跨文化对话；不是民族悲情的单向倾诉，而是人类共同面对战争与和平、牺牲与传承时的价值共鸣。

这种跨语际书写的力量，在作品的核心意象系统中尤为凸显。“火把”“灯塔”“纸鸦”“春芽”这些意象，既是抗战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符号——敌后游击队员夜间的信号、沦陷区民众对光明的期盼、清明祭扫的纸钱、废墟上萌发的新生——又在跨文化传播中承载着更具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在黑暗中点燃希望的勇气，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的力量，对逝者的追思与对生命的礼赞。当童声清唱“请记得有人变成灯塔”在英文中化作“someone becomes a beacon”，当“纸鸦”以“paper crows”保留祭祀性的同时暗示和平鸽的象征扩展——这部作品完成了从民族叙事到人类共同叙事的跨越。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英雄叙事。它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自说自话的，而是开放的、对话的、具有普遍关怀的。它讲述的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但抵达的是全人类面对暴力时的抵抗意志、面对死亡时的生命尊严、面对遗忘时的记忆伦理。

三、音乐文学：一种可聆听的历史叙事

《英雄永存》的艺术突破，还在于它创造性地将音乐编配作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可供谱曲的歌词”，而是一部完整的“听觉想象蓝图”。前奏中“铜管低沉推进，弦乐如暗涌的流沙”，主歌一的“钢琴叙事，大提琴如泣”，副歌的“交响齐鸣，打击乐如惊雷炸裂”，间奏的“琵琶疾扫穿插军鼓，弦乐骤雨倾泻”——这些并非附加的表演说明，而是文本内在的构成要素。读者在阅读诗句的同时，也被引导着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交响乐的听觉建构。

这种跨媒介叙事的创新，回应着一个根本性的艺术命题：我们能否让历史被“听见”？

视觉符号在当代文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历史记忆的传递不能仅仅依赖图像。声音具有视觉无法替代的记忆功能——它是线性的、流逝的，需要在时间中展开；它又是共鸣的、浸润的，能直接作用于情感中枢。唐驳虎以文字召唤声音，以声音激活记忆，使《英雄永存》成为一部可反复聆听、在聆听中不断加深理解的时间性作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品中多重声音意象的编码。“歌声裂云穿铠甲”是战斗中的呐喊，“八月惊雷震富士”是历史转折的宣告，“风过炮筒”是和平年代对战争的回响，“钟声与鸽哨”是苦难升华后的宁静。这些声音意象与铜管、弦乐、琵琶、军鼓、管风琴、小号等乐器音色形成互文，构建起跨越八十余年的声音地图。当尾奏小号独奏《义勇军进行曲》动机，渐融为南京和平纪念馆原型钟的钟声与天际渐远的鸽哨——这不仅是音乐的结束，更是记忆从个体传述向集体仪式、从历史现场向未来传续的升华。

这种音乐文学融合的探索，使《英雄永存》超越了单纯的语言艺术范畴，成为一种具有仪式功能的文化实践。它可以在音乐厅以交响合唱的形式呈现，可以在学校课堂作为诗歌教材诵读，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以双语朗诵的方式传播，甚至可以成为纪念仪式的文本基底。这种多场景适配的能力，使英雄叙事真正走出书本，进入社会生活的情感结构。

四、意象的重建：从历史符号到当代精神图景

《英雄永存》的英雄叙事，不是对既有符号的重复使用，而是一次系统性的意象重建工程。

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已历经数十年发展，积累了大量成熟的象征符号体系。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实现创新突破，是每一位创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唐驳虎的策略是：以“创伤—抗争—永生”为核心叙事逻辑，将经典历史地标与当代生活意象进行跨越时空的并置与对话。

作品构建了三组相互关联的意象系统。第一组是“伤痕”意象群：卢沟残月、黄浦怒涛、碎瓦断槎、血浸透的白山黑水。这些意象承载着民族创伤的集体记忆，但诗人刻意避免对血腥场景的自然主义描摹，而是以月光、涛声、残垣、雪泥的间接呈现，将创伤审美化、象征化。第二组是“抵抗”意象群：燃火把的手、不屈的脊梁立成塔、太行枪鸣、百团星火。这些意象强调抗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被动承受的苦难转化为主动争取的解放。第三组是“永生”意象群：魂化群山、废墟下根不断、旧弹壳里种新稻、纪念碑前飞纸鸦。这是全篇最具创造性的意象转换——牺牲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以另一种形态进入民族生命的延续。

“旧弹壳里种新稻”——七字之内，完成了从战争到和平、从死亡到生命、从历史到当下的三重跨越。弹壳是战争的遗留物，是暴力的容器；新稻是和平的果实，是生命的馈赠。将它们并置的不是逻辑，而是意象本身强大的隐喻能力。同样震撼的是“纪念碑前飞纸鸦”：纸鸦既是祭祀纸钱折叠的鸟形，又因其形态与飞翔姿态指向和平鸽。诗人以“鸦”这一在传统文化中常与不祥关联的意象，完成了从哀悼到祈愿、从死亡到飞翔的语义逆转。

这种意象重建工作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回答了“英雄精神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英雄不是供在神龛里的牌位，不是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考点，而是与今天的生活发生真实连接的精神力量。当孩童在纪念碑前笑扬沙，当年星火在他们的瞳孔中噼啪作响——这是历史与当下最动人的相遇。唐驳虎将这种相遇写入诗行，为英雄叙事开辟了新的情感空间。

五、全韵叙事：形式自律与精神自由的辩证

《英雄永存》最显著的形式特征，是“全韵·一麻韵脚”贯穿全篇96行。这一近乎苛刻的形式自律，恰恰是作品精神自由的前提。

新诗百年，关于韵律的争论从未停歇。自由诗以解放格律为己任，却也常因形式的过度松散而削弱记忆的承载力。唐驳虎选择回归韵律，不是简单的形式复古，而是基于对英雄叙事文体特性的深刻思考。

首先，押韵具有记忆功能。在口耳相传的传播环境中，韵律是文本稳定性的保证。全篇一韵到底，使《英雄永存》具备了口诵、传唱、记忆的形式基础。这不是一首仅供案头阅读的案头诗，而是一首可以被人民反复诵念、在诵念中代代相传的声音文本。

其次，押韵具有情感动员功能。“一麻韵”属于开口音，发音时口腔开度大、气流充沛，天然适合表达悲壮、昂扬、宣告的情感基调。从“寒鸦哑”的压抑低回，到“烧成霞”的明亮开阔，韵脚不仅是声音的重复，更是情感轨迹的勾勒。

更关键的是，严格的韵律约束反而激发了语言创造的活力。在“一麻韵”的限制下，诗人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意象与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时间不敢蚀伤疤”的悖论修辞、“焦痕结痂成史话”的隐喻转换、“山河若裂我必补”的誓言表达。形式不是内容的牢笼，而是创造力的催化剂。这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自律带来自由，限制激发突破。

六、时代呼唤英雄叙事的精神内核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代反复书写英雄？

《英雄永存》的回答是：因为英雄精神不是历史遗留物，而是民族生命的活性元素；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面向未来的精神资源。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却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时代，重拾英雄叙事绝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为民族前行寻找精神锚点。英雄叙事告诉我们的，不是过去有多么苦难，而是我们的先辈在苦难中有多么坚韧；不是战争有多么残酷，而是在残酷中依然有人选择点燃火把、挺立成塔。

唐驳虎在创作阐述中写道：“作品通过对战争创伤、民族抗争、集体记忆的多维书写，探讨和平、牺牲与传承的永恒主题。”这正是《英雄永存》超越一般抗战题材作品的关键所在。它不是止步于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追忆与纪念，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命题：面对强敌时的抵抗意志，面对牺牲时的价值抉择，面对遗忘时的记忆责任。

这些命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个体生命中都具有根本意义。英雄叙事的当代使命，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对英雄的仰望与感念，而是激发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英雄的可能性。正如诗中所写：“山河若裂我必补，此魂不灭种在坝。”这不是八十年前抗日将士的专属誓言，而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在面对国家需要、民族召唤、时代重任时，都应该具有的精神姿态。

七、结语：当诗歌成为纪念碑

南京和平纪念馆的原型钟声，在《英雄永存》的尾奏中渐次响起，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动机、天际的鸽哨融为一炉。

这一刻，诗歌不再是纸上排列的文字，而成为一座声音的纪念碑。它没有花岗岩的冰冷，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貌，而是在每一次诵读、每一次聆听、每一次跨语际传播中被重新激活、重新赋形。它向所有人敞开，也期待所有人的加入——加入这场跨越八十余年的记忆对话，加入这首永不完结的英雄交响。

唐驳虎以两年半的沉潜创作，为这个喧嚣时代献上了一份庄重而深情的礼物。《英雄永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以精湛的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更在于它为英雄叙事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从独白到对话，从单一语言到跨语际共生，从平面书写到多媒介融合，从历史追忆到未来指向。

我们记住英雄，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传颂英雄，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英雄永存》以“生生不息，是中华”收束全篇，正是对这一精神逻辑最凝练的表达。

当新楼矗立于旧烽闸，当青铜塑像望向天际线，当旧弹壳里长出新稻，当孩童的笑声在纪念碑前回荡——英雄从未远去，他们活在每一寸被鲜血浸透又复生机的土地上，活在每一缕穿过炮筒又拂过麦田的风中，活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平凡的日常与不凡的抉择里。《英雄永存》诗歌记叙并歌颂了为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英雄们，铭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纪念中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牺牲与奉献的英雄们，歌颂新时代军人守卫边疆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唐驳虎创作《英雄回归》、《英雄永存》是新时代纪念英雄的姊妹篇章，两篇史诗相互呼应！在呼唤英雄回归同时，也纪念英雄精神永存！

英雄永存，因记忆不灭；记忆不灭，因书写不息。

这正是《英雄永存》在这个时代的根本意义，也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英雄叙事共同的使命担当。

（文章作者：陈守义，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