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文豪九次自杀砸睾丸杀妻入狱，死后四百年受齐白石跪拜

世人总爱把徐渭叫作“疯画家”，说他癫狂、自残、杀妻、落魄，是个被命运逼疯的怪才。可很少有人读懂他眼底的清明：他从来不是疯，而是太清醒；他不是绝望，而是宁死不肯向世俗低头。

他以半生血泪为墨，以一生苦难为笔，在绝望里开出中国大写意画最狂放、最孤傲、最不朽的花。

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宦家庭，看似家世不错，可命运从一开始就对他极尽刻薄。三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瞬间中落；七岁时，继母容不下他，亲手将他赶出家门，从此他无家可归，只能依靠年迈的祖母勉强糊口。寄人篱下的日子里，他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旁人冷眼与欺凌，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人间冷暖。

有人劝他放下身段，迎合世俗，投靠权贵做幕僚，换取一生安稳。可徐渭傲骨铮铮，断然拒绝：“我宁愿做街头饿鬼，也绝不卑躬屈膝做权贵奴才！”

可命运的打压从未停止。第一任妻子早早病逝，家中兄弟趁机抢夺田产房屋，他一无所有，只能借酒消愁，夜夜孤灯相伴，在无尽的失意中苦苦挣扎。三十七岁那年，他写下一句悲叹：天下事苦无尽头，我一介寒士，又怎能独善其身，免于苦难？那时的他，早已被生活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差最后一根稻草，便会坠入深渊。

就在徐渭濒临绝望、精神即将崩溃之际，一道人生的微光，猝不及防地照进了他黑暗的世界。时任浙闽总督、主持东南抗倭大局的胡宗宪，久闻徐渭奇才之名，亲自派人将他请入幕府，任命为核心幕僚，参与军机要务、谋划抗倭战局。这是徐渭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靠近权力中心，也是他唯一一次被真正尊重、被真正重用。

胡宗宪对他感激不已，不仅赏赐金银、置办宅院，还极力为他争取功名仕途，让这个半生流离、受尽屈辱的才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与温暖。徐渭以为，自己半生苦难终于到头，终于可以施展抱负，安身立命。他全身心投入幕府之中，将胡宗宪当作唯一的伯乐、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以为，这束光会照亮他的一生，却不知，这只是命运给他的一场短暂幻梦。

好梦易碎，风云骤变。朝中权奸严嵩倒台，胡宗宪因早年与严嵩往来密切，被定性为严党余孽，立刻被革职下狱、抄家没产。曾经权倾东南的封疆大吏，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1565年，胡宗宪在暗无天日的大牢中，受尽折磨，含恨而终。消息传到徐渭耳中，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碎裂。

唯一的伯乐去了，唯一的依靠倒了，唯一的希望灭了。半生压抑、一朝荣光、转瞬成空，徐渭再也承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他开始用最极端、最惨烈的方式，对抗深入骨髓的绝望。

他选择上吊自尽，被邻里发现救下；次日又吞墨自尽，依旧未能死去；第三天，他用粗大的铁钉狠狠刺入双耳，血流不止，痛不欲生；此后，他又用斧头劈砍自己头颅、用尖锥自刺小腹、投井、悬梁、断食绝水……

前前后后，九次自杀，九次惨烈，九次都被命运硬生生拉回人间。想死却死不了，想活却无活路，这种无尽的折磨，让他的精神彻底走向崩溃边缘。

九次自杀不成，徐渭开始出现严重的幻听与幻视，终日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暗中谋害自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他都无法再信任。他的第三任妻子吴氏，整日面对这样一个狂乱猜忌的丈夫，夫妻之间争吵不断、冲突不休，邻里百般劝解，却始终无法缓和。

1566年，在一次剧烈的精神错乱与幻觉发作中，徐渭失控失手，杀死了妻子吴氏。杀人之后，他清醒过来，自知罪孽深重，主动前往官府自首认罪。依明律，杀人当斩，徐渭被判死刑，关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这一关，就是整整七年。

七年牢狱，暗无天日，牢疫横行，污秽不堪。徐渭数次染上重病，奄奄一息，险些病死在囚牢之中。全靠他的弟弟四处奔走，变卖家产，重金疏通关节，才得以从死刑改判，最终免责出狱。当他拖着残破不堪的身躯走出牢门时，已经五十二岁。

半生颠沛，九死一生，杀妻之罪，牢狱之辱，满身伤痕，满心疯魔，他一无所有，举世皆敌，成了整个绍兴城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子”。

他住在城南一间破旧不堪的矮屋里，屋顶漏雨，院中荒草丛生，只有一只野猫相伴左右。穷困潦倒之际，他提笔写下一句自嘲：

徐渭的画，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疯癫涂抹”，不合古法，不循规矩，不被世人接受。别人画葡萄讲究工整秀丽、形神兼备，他却拿起大笔，饱蘸浓墨，在纸上肆意泼、洒、甩、涂，笔墨淋漓，线条狂乱，虬枝扭曲，果实错落，没有轮廓，不重形态，只重内心情绪的宣泄。

他的书法是狂草，笔走龙蛇，气势奔涌，不学王羲之的端正，不仿张旭的拘谨，他说：“字不可太正，太正即死。”他的笔墨越是狂乱，内心越是清醒；世人越是不理解，他越是倔强不屈。他常常半夜起身作画，笔墨浸透纸张，常常刺破薄纸，他叹道：“纸薄不堪我意。”画到痛快处，他放声大笑，笑罢又失声痛哭，哭自己半生落魄，哭自己一世奇才，却落得如此下场。

他在那幅传世名作《墨葡萄图》上题诗：

这不是一首题画诗，这是他一生的血泪与呐喊。他笔下的明珠，是他被埋没的才华，是他被践踏的尊严，是他一生未曾实现的抱负。活着时，无人懂他，无人惜他，无人买他；死后百年，这幅画却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不可替代的巅峰。

从此，徐渭的艺术光芒，再也无法掩盖。郑板桥拜服其风骨，自称“青藤余脉”；八大山人承袭其狂逸，直言“吾画宗青藤”；石涛临摹其笔墨，慨叹“青藤之后，天下知我”。

而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齐白石。他年轻时偶见徐渭画作，当场震撼跪拜，一生奉为神明，特意刻下一枚印章：青藤门下走狗。他坦言：“我一生大写意，全从青藤来，我愿为他磨墨理纸，死而无憾。”

到民国时期，学者统计，当时近八成大写意画家，皆直接或间接师承徐渭。他没有开门立派，没有收过弟子，却以一人之笔，开创了一个影响中国四百年的艺术时代。

后人常把徐渭比作“东方梵高”，可他远比梵高更清醒、更坚韧、更有风骨。他的疯，不是病态，而是对世俗最决绝的反抗；他的狂，不是放纵，而是对命运最不屈的宣战。他一生九次求死，却顽强地活；一生落魄潦倒，却从不低头；一生被全世界抛弃，却用笔守住了自己的天地。

他说：“人道我癫，我道人癫。”

这不是疯话，是他一生最清醒的独白。

徐渭的墨，四百年从未干涸；徐渭的骨，至今仍在中华艺术血脉中奔流不息。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天才，从不被时代理解；真正的风骨，从不向苦难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