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彭钢就彭德怀铜像落成问题向张爱萍汇报提建议，他表示：同意

1998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一点寒意。已经88岁的张爱萍，从301医院复查回来不久，又被一件事牵动了全部心思——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筹备。电话打来时，他正在翻旧资料。听说是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有关铜像落成和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他几乎没犹豫，就说了一句：“同意，这事要办好。”

这一声“同意”，并不是简单的客套回答。对外人来说，这是对一位已故元帅的尊重；对张爱萍来说，却像是在为自己几十年心里的那份情义，再亲笔画上一道重重的下划线。要弄懂他为何如此用心，得把时间拨回到六十多年前，拨回到那个硝烟未散、道路漫长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提起张爱萍，会想到他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会想到导弹、核潜艇，会想到三总部体制的推进。可在他自己心里，最难忘、也最舍不得放下的，却是当年在彭德怀手下摸爬滚打、挨骂挨训又被扶一把的那些日子。

一、从“被骂”的政委，到被“开小灶”的干部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伤亡不小，压力极大。这一年，刚从红军大学毕业的张爱萍，被派到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任政治委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工作。

那时的红三军团，是前线硬骨头部队，任务重、节奏快。长征开始后，十二团担负先头部队的任务，负责突破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某天傍晚，通信员送来彭德怀签署的命令：十二团为前卫，拂晓前出发，务必抢在敌军前头行动。连续几天的行军和战斗，让张爱萍累到极点，他简单交代安排后靠在铺上，不知不觉睡过去。再醒来时，天色已大亮，起程时间被耽误了。

按当时对彭德怀“刚猛”“爱骂人”的印象，张爱萍心里有数：少不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可见到彭德怀时，情况却完全不同。彭德怀没有把话题纠缠在“误点”上，只是平静地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语气冷静，节奏沉稳。直到当晚部队宿营，张爱萍才看到另一份由彭德怀签发的新命令：今后夜间传达命令和文件，通信员必须把首长叫醒，亲眼看着首长坐起来，把文件看完一遍再离开，严禁把文件随便一放就走。

命令的措辞很简单，却把责任清楚地压在制度上，而不是只冲着一个政委发火。张爱萍这才真正意识到，那位“出名爱骂人”的军团长，其实对部下的保护与体谅，藏得比脾气还深。

随着长征推进，红军接连突破多道封锁线。到了湘江一带，红四师（就是张爱萍所在的师）奉命掩护大部队和中央机关过江。师指挥所刚设在湘江西岸，彭德怀就赶到了。他看了看地形，淡淡地说：“军团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军团首长和师首长挤在同一个位置，风险极大，可在彭德怀那里，这已经成了习惯——不远离前线，不轻易躲在后方。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彭德怀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一道，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纠正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后，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争取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彭德怀的部署，红四师承担掩护中央机关撤离遵义的任务。战斗打得紧张，减员严重，红三军团后来缩编为四个团，张爱萍改任红十一团政治委员。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到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他趴在战壕里，夹在张爱萍和团参谋长兰国清中间，一边观察一边下达指示。战斗异常激烈，一颗流弹突然飞来，邓萍当场牺牲。对于红三军团来说，这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得力助手的倒下，也是彭德怀身边一位亲密战友的离去。

张爱萍强忍悲痛，拿起电话向军团部报告。电话接通那一刻，线那头的彭德怀已经得知消息，话一出口就是一串怒骂：“猪养的，狗养的，你们这些不怕死的，统统给我死了算了！”语气之重，骂得一句比一句狠。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太过火。可站在当时的情境看，这其实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彭德怀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对所有“不顾自己、往前猛冲”的干部一并发火，因为在他印象里，张爱萍也总爱往火线跑，他早就提醒过：“你不要总是往前跑，要注意安全，减少牺牲。”这一骂，骂的是心疼，骂的是不忍。

张爱萍并没有觉得委屈，相反，他更加能体会老首长心里的那股焦灼。他明白，彭德怀嘴上“粗”，心里却把部下的生死挂得很重。

二、“高山倒马桶”的军长，和那一碗“特殊的小灶”

1935年9月9日，是红军长征史上极其紧要的一天。那晚11点左右，张爱萍和彭雪枫正挤在帐篷里休息，彭德怀推门进来，带来的消息非常严峻：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企图强迫中央红军停止北上，甚至有可能用武力劫持坚决反对其错误方针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在这种危险局面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重要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境，率领红一军、三军单独北上。掩护中央机关安全北上的任务，交到了红三军第十三团手里——那时张爱萍任十三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彭雪枫。

张爱萍和彭雪枫在巴西河岸布防，以十三团为屏障，掩护中央机关转移。任务很重，压力极大，但他们把这件事当成一条不能有差错的死命令来执行。最终，中央机关安全北上，十三团完成了一次足以写进长征史的关键任务。

不久，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正式通过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时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来的红三军改为第二纵队，仍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四个大队，张爱萍所在的十三团改编为十三大队，由陈赓任大队长，张爱萍任政治委员。

也就在这个阶段，一件“小事”很能看出彭德怀对张爱萍的态度。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提出，想从第二纵队调一个大队过去。彭德怀思量后，把十三大队调给了第一纵队。他对林彪说：“一纵的任务重，部队应该多些。”转头又对张爱萍和陈赓交代：“虽然都是红军，但两支部队管理方法、作风可能不同。你们到了那里，要尊重领导，搞好团结，虚心向一纵的同志学习。他们有什么好的做法，你们可以回娘家来传授传授。”

张爱萍脱口而出：“我们还回来吧？”彭德怀直接打断：“还讲什么回来不回来的，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哪儿不都一样。”一句话，把个人的“小圈子”意识压得干干净净。

陈赓后来打趣说，彭德怀是对张爱萍“偏爱”，不仅“大会餐”，还“开小灶”。所谓“大会议餐”，是集体布置任务，所有下属一个不落；“开小灶”，就是单独交代、特别关心，还顺带敲打敲打。从第二纵队调到第一纵队，对别人是组织调整，对张爱萍却更像是一种“特别安排”：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不过，有时候张爱萍的直性子，也差点闯祸。十三大队并入第一纵队不久，全纵开大会，各大队按时集合。十三大队按规定时间到，但其他几个大队提前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纵队领导当众批评十三大队“迟到”，语气锋利。张爱萍一听，觉得委屈又觉得窝火，散会后直接找上门，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方“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护己排外，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这番话说得那位领导当场愣住，半天没接上话。

这事很快传到了彭德怀那里。他把张爱萍叫来，脸上没什么笑容，开口就是一句：“乱弹琴，怎么可以顶撞上级？批评你几句怕什么？”语气严厉，却并未把帽子扣得太重。骂是骂了，但骂完就算数，不过多延伸。既要维护组织纪律，又没因此压住一个敢说真话的干部，这种分寸感，不得不说是彭德怀一贯的作派。

长征结束前后，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彭德怀指挥部分疲惫不堪、粮弹紧张的部队迎击尾随追来的敌军，结果将敌军击溃。毛泽东非常高兴，写下那首六言绝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在当时，是领袖对一位统帅的高度赞誉。

诗送到彭德怀手里，他看完后，将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再郑重其事地还给毛泽东。这一改，既带有个人性格中“不争功、不独揽”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对整个红军群体的看重。张爱萍得知此事后，对彭德怀的敬重又深了一层。他清楚，真正的大将，能顶住赞誉，也能主动“往下挪一挪”。

不久，张爱萍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彭德怀到校看望他和彭雪枫，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聊战事、聊局势。走着走着，彭德怀忽然自嘲说：“我这个人呀，你们是知道的，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好骂人是出了名的。”顿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也可能骂过你们，骂错了的，我向你们检讨，也请你们批评。”

张爱萍立刻回应：“我觉得你有时候的骂，不能叫骂，那是严格要求，那是关心爱护。”彭德怀摇了摇头：“哪有骂不叫骂的道理。不管怎么说，骂人是不对的。今后你们常给我提个醒儿。”这种能当面承认自己毛病、愿意听人规劝的态度，落到张爱萍心里，影响是极深的。多年后，他在带人、用人方面的做法，多少都能看到这段经历的影子。

三、再见难如愿，词中寄哀思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的工作重点到了华东战区。作为华东军区的一员重要将领，他在巩固解放后的东南沿海防务方面承担了不少任务。也正因如此，他错过了一个本可在战后继续辅佐彭德怀的机会。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入朝参战。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据当时一些老同志回忆，他曾想把张爱萍调去当参谋长。但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认为，张爱萍在华东的工作离不开，没同意这个调动。结果，张爱萍与“当彭德怀战后助手”的位置擦肩而过。这个插曲，后来成为他心里颇为惋惜的一件事。

1954年9月，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谋长是粟裕。张爱萍与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等人一同担任副总参谋长，负责工作中的不少具体事务。由于他主管军事行政工作，一些问题粟裕常让他直接向彭德怀汇报。时间一长，彭德怀干脆让他搬到自己办公室旁边，在同一层楼办公，两人几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在具体工作中，张爱萍逐渐感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总部沿用了苏联式的“八总部”体制，机构过多、分工过细，一些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协调成本很高。面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应该根据中国军队实际，适当调整机构，简化层级，提高效率。对于这个提议，虽然有个别同志心里有顾虑，但彭德怀从原则上表示赞同，很快推动研究和论证。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审核后，决定将原来的“八总部”体制调整为“三总部”体制。这个调整，为后来解放军总部机构的长期运转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两人既是上下级，又像多年的老战友那样，经常面对面讨论问题。有时候，彭德怀会直接喊他到办公室，一杯茶、一根烟，就能把复杂的问题摊在桌面上掰开揉碎。既讲党性，又讲实情，这种交流方式，在当时的高层工作中，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

然而，历史走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风云突变。彭德怀遭遇严重政治挫折，身陷逆境多年。张爱萍也在“文革”中蒙受打击。直到1972年4月，他因双腿严重受伤住进301医院，按规定“保外就医”，身份敏感，行动受限。

就在这家医院楼上，彭德怀也被“集中住院”。两位曾经朝夕相处的老部下与老首长，实际相距不过几层楼，却不像当年那样可以推门而入，反而被种种限制堵在门外。

传说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听说彭德怀就住在楼上，张爱萍心里憋不住，执意要去看他一眼。他刚做过手术，只能硬着头皮拄着拐杖一步步往上挪。到了门口，负责守卫的战士拦住了他。那时的规矩很严，任何未经批准的人员，都不得接近。

在走廊里僵持片刻后，他只能故作“误闯房间”，高声说：“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这句话说得有点调侃，又有点无奈。楼里的人都能听见，保卫部门和专案组的人匆匆赶到，把他“架”了回去。事后，张爱萍回忆说：“或许那时，彭老总听到了我的声音。”这句话背后，多少带着一种复杂的猜测——既希望当年那扇门后的老人知道“有人惦记着你”，又意识到那种处境之下，双方都难以越过隐形的高墙。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病逝。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悼念活动非常有限。直到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才算在公开场合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给予应有评价。

追悼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爱萍心情难以平静。他不仅为彭德怀在那十年遭遇的不公感到沉重，也为自己未能在彭德怀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见上一面，留下终身遗憾。第二天夜里，他提笔写下《鹧鸪天·怀念彭总》一词，字里行间，都是熟悉往事和无法弥补的歉意：

“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冈星火信燎原。横刀立马中流柱，同拯神州换人间。卫真理，何惧权！刚正与民共尘缘。春风吹散庐山雾，元元追思万斯年。”

这首词后来广为流传。有意思的是，不久之后，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特地来信邀请张爱萍，写一篇关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鉴赏文章。张爱萍欣然答应，在文章中不仅分析了毛泽东那首六言诗的语言特点、气势格局，也讲述了诗作产生的前后背景。他评价说，这首诗语言精炼、感情炽烈，形象鲜明、气势恢宏，“写给的是一位将军，昭示的是万千志士”，是诗人对战友“由衷的颂扬”，也是一种庄重的“嘉奖令”，更像是毛泽东为彭德怀立下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这一连串的文字中，既看得出他对彭德怀的感情，也能看到他对那一段历史的清醒理解。

四、“一个真正的人”，与晚年的那声“同意”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政治风波早已平息，很多往事慢慢浮出水面。199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彭德怀传》出版暨彭德怀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张爱萍应邀出席，并作了即席发言。

很多人还记得，他那天说话语速并不快，却句句掷地有声。他先简单肯定彭德怀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然后话锋一转，用了一句极为简练的话来概括：“彭老总的丰功伟绩及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要做一个真的人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多几个更好。对他的怀念，是不尽的……”

“一个真正的人”这几个字，说起来朴素，却不轻飘。它既不是夸张的口号，也不是一般性的礼貌用语，而是从几十年共事、同生死、同进退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判断。自那以后，这种说法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许多人谈到彭德怀时，会自然引用这句话。后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干脆以此为题，出版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一书，也算是对这句评价的另一种印证。

对于张爱萍来说，“一个真正的人”并不只是用来称赞别人的标签，更成了一把时刻衡量自己的尺子。退下来以后，他基本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但在多数老同志眼里，他的言行依旧保持着一种“直和硬”，说话不绕圈，用人看风骨。这种坚持，显然与当年在彭德怀手下接受的熏陶有关。

进入1998年，距离彭德怀诞辰整整一百年。筹备各类纪念活动的工作逐渐展开，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张爱萍。一方面，他是长期在彭德怀麾下战斗、工作过的老部下，感情深厚；另一方面，他在军内、政界的威望仍在，一句话、一份建议，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

当时，彭德怀的家属也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计划拍摄一部反映彭德怀生活的电影，希望张爱萍出任顾问，并请他给有关单位写信提供方便。收到请求后，张爱萍爽快答应。不仅答应“挂名”，还就影片内容、叙事角度、史实把握等，提出了具体意见。随后，他认真起笔，给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写了信，希望在审批、协作方面予以支持。

差不多同一时期，彭德怀的另一位侄女彭钢，时任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也在为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四处奔忙。关于纪念活动的整体安排、铜像选址与落成仪式的设计等，她多次登门向张爱萍汇报，并希望他能向有关领导提出建议，帮助推动落实。对于这些请求，张爱萍没有一句推托，“同意”二字说得很干脆。此后，他不仅参与商量具体实施方案，还结合自己对彭德怀生平的理解，提了不少细致的建议——例如纪念内容要突出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担当，要把战场、建军、为人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流于单一形象的渲染。

除了纪念活动本身，还有一件事情也颇具象征意味。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在筹备“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书法美术展览”时，请张爱萍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并邀请他题写展览名称，另外再提供几幅作品，还希望他写一篇纪念文章。

按很多离休干部的习惯，这样的请求完全可以“象征性同意”，交给工作人员安排。但张爱萍却一一应诺，而且很快落实。他认真书写展标，挑选合适的作品，安排送交。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主任”当成虚衔，而是真正履行起职责任，多次听取汇报，对筹备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协调和疏通。有人形容说，88岁的老人，为了彭德怀百年诞辰，忙得不像一个退下来的“老首长”，更像一个随时在一线盯进度的老参谋。

在思考纪念文章写什么内容时，他一度有很多想法。彭德怀从平江暴动、井冈山斗争，到抗日战争中的指挥，再到解放战争、西北战场，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国防建设，亲自视察边防前线，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军事路线。每一段经历，都足够写上几万字。张爱萍在心里盘算：如果这些都要写齐，就得写成一部大部头。

想来想去，他把思路收回来，再一次回到那句已经说过的话——“一个真正的人”。这不是为了“重复自己”，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彭德怀的一切经历、功绩、性格、选择，归拢到最后，还是指向这个判断：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不向任何错误屈服；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在枪林弹雨中一直身先士卒，在重大是非面前从不回避。这些，都构成了“真正的人”这四个字的基础。

于是，他为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所写的文章，最终仍题为《一个真正的人》。在文中，他提到彭德怀“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幸福，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强调他“为了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回顾他在战争年代总是冲锋在前，在建设时期又坚持原则、不畏权势。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引起不少读者共鸣。一些熟悉张爱萍的老同志感叹，说：“这篇文章不仅写彭德怀，也像是在写张爱萍自己。”话有些夸张，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时间再往后推，1998年那次关于铜像落成的汇报，就有了更清晰的背景。表面上，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请示和应答；实质上，背后是一位经历了战火、政治风波、再到风平浪静的老将，对昔日上级、老首长、严师益友的一次持续而坚定的注目。他知道，一座铜像不仅是一个姿态的定格，更是一种价值判断：把什么样的人树在那儿，让后人抬头就能看见。

在这一点上，张爱萍的选择并不复杂。他没有说太多漂亮话，只是从头到尾，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一个态度：彭德怀值得这样被纪念，值得被后人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地记住。对他来说，那是从1934年走来的一条路，从巴西河岸，到吴起镇，到国防部走廊，再到301医院门口那声故作戏谑的喊话，最后落在1998年的一个点上——老人点头，说了句“同意”，然后继续为一位早已离世的上级忙碌。

很多年过去，那些当年亲身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人越来越少。留在文字里的，只剩下一个个片断：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一纸命令递过来；巴西河岸边，十三团在夜色中布防；吴起镇外，疲惫的士兵靠在土坡上喘息；301医院的楼道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被拦在门外；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他提起“一个真正的人”；以及，筹备纪念活动的日子里，电话那头那声简短而肯定的“同意”。

从这些片断拼起来，可以看出两代人的相互成全。彭德怀在战火中锻造了一大批干部，而这些干部在晚年，用自己的坚持与担当，继续替他守住一块精神阵地。没有多余的宣誓，也不需要太多口号，只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一种选择，把属于那一代人的气节和操守，稳稳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