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我的“治史”道路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即将度过80个春秋，前20多年在西安和西安郊区，那是我人生的中小学时期，以后的岁月就生活在平津，1948年来到南开，到现在已半个世纪以上，应该说是老南开了，我爱南开的湖，南开的一草一木，南开的学风。

一

我选择南开，南开也选择了我，那是天津解放的前夕。以前，我在北平辅仁大学也学习了两年。

一个人具体走什么道路是很难预先知道和安排的，常常是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促成的。

我于1925年旧历正月十八日，生于陕西西安魏家寨李家窑村，家境贫穷，衣不蔽体，饱受饥寒之苦。大约是1934年到1935年间，我父亲魏应中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当了机枪连长，驻扎西安，我的命运随之有了改变，到西安上了西师附小。此时中国历史正在剧变。1935年徐海东部队到了西安附近，我第一次见到红军。1936年西安中等以上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进军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接着“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卢沟桥战火爆起，我们到农村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西安南院门附近开设了生活书店，吸引了我，我不时去那里看书，也买了一部分青年自学丛书，如艾思奇《大众哲学》、潘梓年《逻辑学与逻辑术》、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施存统、刘若诗等著的《辩证法浅说》等。我还阅读《学生呼声》《远东杂志》等刊物，脑子开始装进些新思想、新知识。这对我以后的旅程是很有影响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求知欲也越来越旺盛。1939年我进入兴国中学，使我在新知识领域中又前进了一步。学校在平原上挖了许多窑洞，作为学生宿舍，防备日机轰炸。使人高兴的是，学校中许多著名的进步教师和地下党员教师，如李敷仁、武伯纶、姜自修、曹冷泉、郑竹逸等，学识渊博，为学生所崇拜。在他们的引导下，我读了许多中外名著。有的书只是浏览一下，有的则背诵下来，读书的范围很广泛，在英文方面，阅读了中英文对照本《泰西五十轶事》《霍桑氏祖父的椅子》、郭沫若译的《茵梦湖》《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在古文方面，阅读《左传》《古文观止》《增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在外国文学方面，涉猎过高尔基《母亲》、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在中国文学方面，读过茅盾《子夜》、巴金《家》《春》《秋》以及郭沫若、郁达夫的一些著作。在政治理论方面，读过孙中山的一些著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浏览的刊物有《全民抗战》《群众》等。我还代销李敷仁的《民众导报》。因为1944年我就参加了李敷仁、武伯伦领导的地下“民青”组织，他们经常给我一些延安出版的小册子。这些书刊对我最大的教益，是令我有了进步的史观，向往革命。文史方面的知识接触较多，和数理化日益疏远。我曾梦想过将来走作家或翻译家的道路，羡慕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我对究竟干什么很茫然。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环境险恶，平坦的道路是青年难以奢望的。

二

我走进历史学科是从1946年考上辅仁大学开始的，那一年该校在西安招生，我的中学老师多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他们说辅仁校长陈垣是著名史学家，我慕名报考了，有幸被录取，踏上北平之路，这是我人生旅程中一大转折。北平的文化气氛甲于全国，立即可以感觉它的魅力。

在辅仁，语文课讲的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历史学科本身很注重基本知识，如《书目问答》《史学要籍介绍》《中国断代史》和《西洋史》。我喜欢外文，第二年到外文系选了16个学分，听外国文学和会话课，因为很崇拜名人，在辅仁礼堂听过陈垣、胡适演讲，到北大民主广场听著名教授讲话。辅仁距北京图书馆很近，常去北图阅览室看书。这时国民党统治区危机四伏，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我参加了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工作，一面读书，一面做地下工作，生活内容极为丰富，我开始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之类的书籍。

因为辅仁是私立大学，要缴学费，国立南开大学成为我的向往。1948年暑假便考取了南开，到天津不足半年，天津解放了，我期望并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呈现在眼前。

新旧社会的课程设置不一样，在南开，我学俄文、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等课程，我的毕业论文为《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951年毕业时，历史系主任让我留校任教，这是我未曾料及的。从此我开始了教学生涯，当了一辈子园丁。

20世纪50年代，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教师首先要严格自律，注重道德修养，增进自己的“学”和“识”,和对学生的热爱，韩愈在《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我影响很深。我羡慕不少教授是大学问家，而自己的知识贫乏，便不断地向老先生请教，特别是向郑天挺、冯文潜等先生请教。我拼命读书，遇到不懂的字和词，就查字典，遇到书中难懂的部分就反复思考，或请人指点，有时需要读其他的书来理解，经过推敲，也就豁然开朗。我有逛书摊的喜好，到北京时总要去琉璃厂、东安市场和隆福寺去看一看，到天津天祥商场寻觅我要读的书，有时一无所获，不过，去的次数多了总是有所得的。

开始，我给中文、外文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课程，随后给历史系本科生讲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史、武汉革命政府史、八一起义史、土地革命史、抗日战争史等课程，20世纪80年代招收博士生后，多讲近代史研究方法、华北农村调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诸问题。我深感教、学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行动，正所谓教学相长，我深得其益。同学常常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探索。开始讲课时也是照本宣科，离不开讲义，渐渐地我只带几张卡片，记下几条提纲，脑子中酝酿着要讲的内容，把课程与学术争论结合起来，有了深度和广度，效果很好。

从实践中我感到，没有研究教学就无法提高。要将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我的一些课就是在写出论文的基础上开设的。

如何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是一个严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过去的历史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这是可喜的新局面，其中有判断正确的，也有缺乏根据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总是告诉同学，应该怎样了解才对，不能随波逐流，需要有更多的理智。

我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自己所见到的参考书刊，展示给同学，搞图书展览，让他们见到实物，而不是空口去谈。

我常常选点英文资料，让他们阅读，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看外文资料，就限制了自己的视野。我总是希望他们从我的讲课中得到启示和智慧，茁壮成长，这是园丁的期望。

三

50多年来，我虚度了一些年华，也撰写了一些文章和几本书，其价值如何只能由后人去评价，我难以预料它能存在多久，因为我亲眼见到，曾经是人们必读的精神食粮，而事过境迁之后，竟成为废纸。我自己希望我的著述能经历起时间的考验，但毕竟那只是希望。

我大学毕业后研究的方向未确定，曾经想搞世界史，因教学任务是中国史，也就顺这一方向走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现代史在学界好像不是学问，我的毕业论文老师戴番豫是研究佛教和魏晋南北朝史的，就讲我的论文题不是论文题，这对我不能没有影响，我曾以南明史作为研究对象，恰巧当时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引起争论，我就撰写了一篇文章《民族英雄——史可法》,发表于1952年《历史教学》刊物上，引起学界注目。郑天挺先生调来南开，和我第一次见面就说“你就是写史可法的魏宏运”,这的确鼓舞了我。1953年，同学提出应如何认识孙中山革命地位问题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同样发表于《历史教学》刊物上，并被其他刊物转载，从此写作热情驱使我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因为我担任几个系的党的工作和历史系的党政工作，我就采取挤时间的办法，写些短文，如《十月革命是怎样传到中国的》《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问题》《关于武汉革命政府的几个问题》。那时，我想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做出规划，一是研究孙中山，一是研究武汉政府和苏区革命。我尽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我喜爱逛旧书摊，买了不少有关资料。我意识到研究历史是离不开图书馆的，图书馆正副馆长冯文潜、张镜潭对我特别厚爱，星期天也让我一个人在书库中徜徉。我的知识面广了许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旧书，对我启发很大。我尽情翻阅，有用的就抄录下来，这期间，我曾雇人抄卡片，每张卡片3角钱，我的家庭开支除吃饭用费外，全部投资于资料的收集。

在我的研究中，报刊资料占有显著地位，我常在报刊的字里行间漫步。我认为报人的报道多是真实的记录，可靠性强，譬如我撰写的关于武汉革命政府的那些文章，我在天津看了《益世报》,我很想找到沈雁冰主编的武汉政府机关报《民国日报》,北方没有，我就到武汉去找，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均未发现，后来在省委党校图书馆找到了。真是喜出望外。我住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招待所，深得吴于廑、萧致治的照顾，每天从武汉大学到省委党校去看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所获甚丰。我感到找资料也需要毅力和勇气，不能懒惰。这时学界还没有人去研究这个课题，我就成了先行者。

怎样写《孙中山年谱》,开始也很茫然。我买过几本民国时期出的孙中山年谱，但均很简单。当我着手撰写新的孙中山年谱时，很快发现所引用的都是第二手资料，于是立即翻阅《孙中山全集》的各种版本，我想对孙中山的人生历程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就翻阅《向导周报》,把有关对孙中山的评价抄录下来。我撰写的《孙中山年谱》于1979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孙中山年谱》。当时，有的读者赞誉该书为“空谷足音”。

“文革”结束，我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的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先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同志入关，找我及杭州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现代史教师合编《中国现代史》,大家都有编写愿望，推我为主编，金普森、郭彬蔚为副主编，在以上各校分别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编写计划、分工及现代史中争论的一些问题。我在几次会议上多次强调不能照抄别人的，一定要根据出现的资料去写。有的同志受过“左”的影响，裹足不前，我就让他重写，开阔眼界。在这部书中，我把延安励精图治和重庆的祸国政策融为一章。在讲到中美、中苏关系时，根据新出版的资料，明确提出：“美苏先在牺牲中国的利益基础上达成了对日作战的一致意见，这是雅尔塔协定极不光彩的一面。”我认为只要有正确资料，就可以有新的论述。全书编好了，谁来出版呢?也是一个问题。出现代史的书，不少出版社不敢沾手。很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参加了我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的编写会议，商议结果，他们欣然答应出版。此外，我们还编辑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共5册。这套教材和资料为国内一百多所学校所采用，也行销到国外，香港还有翻印版。

这期间，梁寒冰和我组织南开大学教师还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史大事记》。

以上几本书错误不少，本来想重版时作更正，因各种原因没有再进行下去。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研究方向转换了，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要转换，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向这一领域。1979年厦门大学孔永松组织了一次中央根据地学术讨论会，在闽西途中，夜宿永安，我和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住在一起，虽然第一次见面，但谈话却很投缘，他说财政部正组织编辑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财政史资料，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欣然同意。在财政部许毅和戎子和领导下，联合有关省档案馆及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现代史教师，开始了资料的收集和发掘工作。因为这种关系，到太行山南北各地方走访，到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和当年创建根据地的领导者接触不少。星光大我8岁，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冯田夫是科研所的实干家，他们做的工作很多，但一定让我做主编，我们先完成了晋察冀资料的选编，共4册，写了一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随后又集中精力，编辑晋察冀根据地财经史资料，1986年戎子和在太原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根据地学术讨论会，星光、冯田夫拟出提纲，邀请当年在这区域工作的财政方面的领导与会，他们提供了许多资料。财政部又组织我们到太行山腹地各县做深入的调查，看到了许多档案和风物。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进行的。我们对太行山社会的全貌有了了解。

使我的研究事业扩大到更广阔的华北农村，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日学者联合对华北的考察。日本方面由三谷孝牵头，顾琳、笠原十九司、内山雅生、浜口允子、紫茨玲子、中生胜美参加。中国方面由我负责，左志远、张洪祥参加，共十余人，组成调查团，相继赴顺义沙井村、良乡吴店村、静海冯家村、平原后夏寨村、栾城寺北柴村访问考察。这些村庄在日军侵华时期，“满铁”调查过，我们在此基础上考察那次调查以后5个村庄的变化发展，调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家族家庭、村政权、农业、副业、教育、信仰、风俗习惯等。调查方式是一问一答，从其口述中，常常引发许多思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样深入调查，对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讲，是获得了认识社会发展的立足点，是坐在图书馆和教室中无法得到的。日本学者已将调查记录出版，名为《中国农村变革：家族·村落·国家》。中文版正在运作，可望于近期问世。

在此期间，我先后申请并承担了两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组织社会力量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及太行山地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两次调查都有成果正式出版。

20多年来，我经常下农村，汲取营养资料，撰写文章，表述农村的发展变化，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主要应看农村底层社会进展如何，纯粹谈政策，容易犯空泛毛病。

学海无涯，历史的研究是无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档案的公布，新生事物的出现，对以往论述需要反思、回顾和审视，对正在进行的历史需要记录，不应忽视。研究的空间非常广泛，我深感在研究中，不能轻率地敢作敢为，也不能退缩不前，只能尊重客观。我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能力做点事情。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我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问世，这是普通高校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在体例、论述和资料的运用上都有新的探索，我期望它有更好的反响。我还主编了《民国史纪事本末》《国史纪事本末》这两部工具书，如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大事，要了解这100年中国的历史发展，这里提供了一个粗的线条，为后人的研究铺点路基。

对我来说，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最有趣的生活，就是能研究一些问题。

四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感觉到学历史必须攻破两座大山，一是外文，一是古代汉语，我在历史系召开的全系会上呐喊，我自己也努力去做。因为有这一点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多次出国，到四十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团去讲学，发表演说，宣传中国文化。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2年，当时学校组织了5人访美代表团，滕维藻、吴大任任正副团长，我为成员之一。我们访问了斯坦福、明尼苏达、印第安纳、堪萨斯、密西根、坦普尔、普林斯顿、奥本尼8所大学，了解以上各校的种种情况。在明尼苏达，我到Berman教授课上听他讲工人运动史，在密西根到Warren Cohen课堂上讲中美关系史。第一次出国感到什么都是新鲜的。

我走进外国大学课堂讲课，是从1983年至1984年任教美国蒙他拿大学开始的。这是很难得的机遇，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再次踏上美国国土，我的身份和使命时时提醒我要为国家和民族争光。我比在国内教学更加倍地读书备课，阅读英文有关教材，来讲述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武汉革命史等课程。我的丰富的讲课内容和讲授效果为南开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一次访问、一次讲学，使我感到我在历史学这一领域中，选择学习英文，学中国现代史是选对了。如果我没有这两方面的基础，我就不会有以上的机遇。这以后，我更加勤奋地读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为认识国外的朋友增多，出国宣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机会也多起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我先后去美国5次，除上面提到的两次，还于1993年应邀到洛杉矶参加了第15届亚洲学者年会，并到斯坦福、蒙他拿大学演讲。1999年应邀到凤凰城亚利桑那大学参加Gerg Lewis的博士论文答辩，其题目为《冀朝鼎评传》。2002年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到丹麦、英、法、德等几国讲学一次，还有一次到德国汉堡参加学术会议，到日本讲学4次，时间为1984年、1990年、1993年、1999年，到澳大利亚3次，时间为1991年、1993年、1996年，到韩国一次，时间为1999年。

我到过国外四十多所学校讲课、演讲、座谈。在美国除前面提到的几所大学，还参加过爱达荷Lewis Clark州立学院举行的国际交流学术研讨会，到蒙他拿州百灵斯外交委员会演讲，到明尼苏达大学、布兰戴斯大学、波士顿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韦伯大学演说，在日本以下一些大学演讲过：立命馆大学、中央大学、一桥大学、庆应大学、京都大学、金泽大学、鹿儿岛经济大学、东京专修大学、上智大学、爱知大学以及关西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会，在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大学、格里菲斯和悉尼科技大学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我所讲的课题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南京政府战时经济政策、抗日游击战争、太行山和中国革命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政策、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在、今日中国、“文化大革命”、如何在农村收集历史资料等等，每讲一个课题，我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准备。和在国内讲课不一样，除考虑事实的准确性外，还要考虑表述方式，以使西方学人能够容易接受。

在我讲课或演讲时，他们爱提中国今日的各种政策，如人口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台湾问题等，并要我谈自己的看法，不要讲官方看法，我这些年来阅读英文《中国日报》,经常到农村考察，深入观察现实，对党的各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有所了解，使我不费力地可以回答所提的问题。

俗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丰富文化，我对西方社会认识和未出国门时不一样了，他们也激发了我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兴趣。做为一个教师怎样促成学生独立思考，在西方教育中是很突出的。著名的高等学府就是要培养独立思考和不受当时偏见和成见影响的科学精神，这是非常明显的。

五

南开的声誉和学风是一代一代人铸成的，我在南开历史系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以上，和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南开的奋进和踏实精神深深影响着我，我也以此教育青年学子。

我的名字和南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常想不能辜负南开对我的期待，一定要为南开争光。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成为中国哲学规划组成员，整整工作了20年，从1986年起又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工作了10年，在历史领域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和认识。

因为南开在国际上的好声望，我和国外的学者有较多的来往，抗日根据地这一课题是学术界所关注的，如能将中外学者聚集一起，交流研究成果，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决定召开这方面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举行于1984年8月，我的主题报告为《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道路》,第二次举行于1991年8月，我的主题报告为《抗日游击战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这两次会议都很成功，南开大学是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重要阵地，得到普遍承认。

无情岁月把我推向老年，成为老教师。以老师身份，我于1999年3月主持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讲了这次会议召开的意义，并作了总结发言。

我鞭策自己，勇往直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学术研究是无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我的座右铭。

原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