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违背女性意愿，是判定性侵的唯一标准——山西订婚强奸案与法国废除婚内“性义务”

2 月 8 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关键监控视频公布。电梯里，女孩被死死拽住手臂、拼命挣扎却无力反抗的画面，刺痛了无数人。这段铁证，最终坐实了 “违背妇女意志” 的核心事实，也让二审维持的三年有期徒刑判决，有了最直观的依据。

几乎同一时间，大洋彼岸传来另一则里程碑式消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开创性的法案，明确规定：人们在婚姻和共同生活中并不承担性义务。法案发起者加林强调：“我们正在瓦解那些使丈夫在婚姻中控制和剥削妻子合法化的框架。”

来源：RFI

一东一西，一案一法，在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上完成了殊途同归的叩问：无论订婚、恋爱、婚姻，任何亲密关系，都不能成为剥夺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理由；性同意，永远是即时的、明确的、可撤销的，而非关系附赠的 “永久许可”。

来源：《中国妇女报》

在千年来的历史中，女性的性义务与男性的性权力，总与婚姻绑定在一起，但“从来如此，便对吗”？女性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本就是重审父权制下的一切“从来如此”。

在人类最朴素的道德观里，犯罪从不以 双方关系作为定罪与否的标准。亲人之间的诈骗， 好友之间的偷盗，同学之间的暴力，上下级之间的侵权，乃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符合犯罪要件，就应当进行惩处，不以关系为转变，这是毋庸置疑的正义。

可偏偏到了男女，双重标准就出现了：将是否存在 恋爱、 订婚、 婚姻关系，当作判断是否构成暴力犯罪的重要前提，以此为施暴者开脱。默认 “夫妻之间不存在强奸”“订婚后就理所当然可以发生性关系”，本质上是把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依附于婚姻、婚约与父权秩序之下，而非尊重其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意志。

这种区别对待毫无法理与情理依据。强奸罪的核心，从来只有且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违背妇女真实意愿。 与双方是夫妻、恋人、订婚对象还是陌生人毫无关系。

不出意外，山西大同案的评论里，又出现了“那你为何订婚”“不愿意干嘛结婚”的质疑声。

这种声音背后的逻辑，是把女性物化为性客体，仿佛女性一旦进入一段关系，就必须交出身体自主权， 婚姻身份构成对另一个人身体的“预授权”，这就使得婚姻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

但常识是，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妻子或丈夫，人权应优先于婚姻，对身体的支配权不应因为结婚证而打折。结婚是选择伴侣，不代表要无条件交出身体，身体不属于婚姻，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自己。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担忧法律会增加男性获罪的风险：譬如一个主观上无意性侵的男性，可能因未及时征询同意，而被置于性侵的风险中。法国司法部长迪迪埃·米戈也警示，需配套执法人员培训与性教育普及，避免法律被滥用。

不可否认，这种风险对于男性而言是存在的，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风险不是女性主义带来的，而是由父权制下的权力不对等带来的。

BBC在专题片《Gisèle Pelicot：一个普通女性如何撼动法国对强奸的态度》里对此有过精彩的阐述：

“父权制并不说明男人不能体面、善良地行事。但父权制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永远不受其影响， 它始终存在于背景中，激发、奖励和掩护那些决定（无论多么短暂地）脱离好男人轨道的男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父权制将女性置于充满疑惑的情境中，使她们无法区分哪些男人可以信任，哪些则不能，哪些行为她们可以感到安全甚至乐在其中，哪些行为则应该引起警惕，这对男性和女性都会造成伤害。因此，真正正派的男人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存疑的情境，并愿意对这些问题的来源和意义展开对话。”

用一个例子具象BBC的这段话：在某个偷拍横行的地方，一个疑似偷拍的正常男子可能受到错误的怀疑。但这样的风险，不是由女性带来的，而是由男性的隐形压迫带来的。父权制同时伤害了男性和女性。

顺便再说一句，法国的法案废除的是双方的义务，它不仅保护了女性，也保护了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履行性义务的男性。许多人单方面的破防，恰恰说明这项义务中女性收益远低于男性。

更有可能，所有的质疑都是借口，所有的借口都是害怕，害怕失去已有的权力——这“从来如此”的权力，庇护着他们让违背女性意愿的暴力豁免于惩罚。

而女性主义要做的，便是直面反扑，打破结构，豁免被强加的义务，拿回应得的权利。

是否违背女性意愿，是判定性侵的唯一标准，伤害不因披上“婚姻”的外衣，就不再是伤害，这不是对关系的否定，是对个体的尊重；不是制造对立，而是重建平等。这更是我们应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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