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的人口一直都在经历新的流动模式。
若说什么时候人口变化尤其显眼,还得是2022年,中国出现1961年以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当年总人口减少85万人。与此同时人口空间分布加速分化,人口自然增长放缓背景下,迁移流动成为主导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历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78-2024年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近1.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新增约1700万人,新增城市数量50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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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城镇化进程已从过去高速扩张、解决“有没有”的阶段,转向以人为本、追求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不好”的全新时期。
自然这人口流动的动因也是多样。小城市、小城镇的适龄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寻求更多就业机会;大城市之间出现举家搬迁的人口迁徙;老年人则寻求更宜居的养老居住地。
紧跟随着流动人口个体需求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中国流动人口将不断在城镇间探索新的居住空间,从而成为人口空间变动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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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9个城市群已承载着75%的全国人口,贡献约85%的国内生产总值。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以全国小部分土地面积,聚集了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
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2024年经济总量33.2万亿元,进出口总值占全国比重36.5%。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60%,形成完整产业链条,高新技术企业超15万家。
珠三角城市群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3.6万亿元,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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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京津冀以首都为核心,在协同发展引领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2024年经济总量11.5万亿元,服务业占比近70%。
而成渝城市群凭借西部重要工业和消费中心地位,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2024年经济总量达8.7万亿元。川渝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形成国家级产业集群。
当然,不同区域城市群各具特色、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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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城市群发展优势突出;中部城市群依托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优势加快中心城市建设;西部城市群因地制宜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东北城市群则在协同发展中推动转型升级。
也是因为区域的发展,如今人口分布也在重塑。从经济角度来说,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3万亿元,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
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社会治理新挑战。目前约1.8亿农民工仍处于“半城镇化”状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仍存在差距。这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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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的背景下,中小城市和县城面临承载能力不足的挑战。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农村人口面临“进不了大城市、回不去小县城”的困境。
此外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攀升,部分产业和人口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而河北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我们‘大树底下不长草’,现在却成了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直接受益者。”
更不用说人口分布优化还需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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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青藏高原等生态脆弱区需要实施人口容量管控。这要求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实现更加协调的发展模式。
而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人口分布将更加清晰。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将继续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形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有望为北方地区注入新动能。
更不用说,如今技术进步正在改变人口分布的逻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可能对经济社会和区域结构带来根本性影响。远程办公的普及使“双城生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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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说,人口流动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用脚投票的选择结果,而这些选择共同绘制着中国未来的人口新布局区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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