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法建交前夕，戴高乐提出三种方案，周恩来：我们各退一步

1963年夏天的巴黎，塞纳河畔依旧灯火通明，但在爱丽舍宫里，气氛却有些凝重。身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看着桌上摊开的世界地图，沉默了很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试探：“将军，真的要走这一步吗？”戴高乐缓缓抬头，只留下一句简单的话：“不能再假装中国不存在。”这一年，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四年，距离中法正式宣布建交，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不只是一个决定，而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权衡和试探。从二战硝烟，到冷战铁幕，从巴黎隐居的小教堂，到北京中南海的会客厅，中法建交的故事，铺展开来，是一条相当清晰的时间线。

有意思的是，这段历史并不是从1964年那个震动世界的公报开始的，而是要从戴高乐早年的挫败感、法国国际地位的跌落，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缺席”，一步步讲起。

一、中国与法国：从交恶到再评估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法国第一次在战场上“打了照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同英国一道出兵，火烧圆明园；1900年义和团事变，法军又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相比那些宏大叙事，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老一辈人口中的那几句评价——“法兰西，也是来欺负中国的”。

到了清末民初，法国又把手伸向越南，把那里当作进入中国南部门户的跳板。侵略、租界、传教、资本输出，这些词摆在一起，法国在中国的形象可想而知。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提到法国，更多想到的是“列强之一”，而不是浪漫的塞纳河或卢浮宫。

然而，历史的钟摆不会一直朝一个方向摆动。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个昔日“帝国主义列强”打得体无完肤。尤其是1940年，德军横扫法国本土，巴黎很快沦陷，维希政权成立，法兰西的尊严几乎跌到谷底。许多中国人后来回忆，当年一听说法国“这么快就投降了”，多少有点难以置信。

对于戴高乐来说，这不仅是国家的耻辱，也是个人的刺痛。青年时代的他，一直沉浸在圣女贞德的传奇和拿破仑的故事里，心中想象的法国，是能独当一面的“欧洲心脏”。但他这一代人真正见到的，却是敌军军旗挂在巴黎的天空，是法国不得不在英美阴影之下苟且前行的现实。

不得不说，这种巨大落差，直接塑造了戴高乐后来的人生选择。他在二战中领导“自由法国”，战后又一度成为民族英雄；但1946年，因与制宪议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矛盾尖锐，他愤而辞去临时政府首脑职务，远离政坛，在科隆贝村庄里“隐居”，整整十年。

所谓隐居，其实不过是退到幕后观察形式。他身在乡间，心却未离权力中心。一方面，他不断思考战后世界格局；另一方面，也在等待一个可以重新塑造法国地位的机会。而在他的视野里，新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考虑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0年代中期，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一方面，它作为西方阵营一员，跟着美国走“遏制路线”；另一方面，它又隐隐意识到，这个拥有几亿人口的新国家，不可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舞台之外”。

对中国而言，法国也并非毫无存在感。一方面，是旧仇旧账；另一方面，法国毕竟和美国、英国不完全一样，它有天主教传统，有浓厚的民族自尊心，在亚洲殖民体系上的利益布局也与英美不同。新中国高层在观察法国的时候，眼光也并不简单停留在“列强”二字上，而是带着一种审慎的区分和长期评估。

二、戴高乐的盘算与富尔的“前站工作”

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陷入深刻危机，政局摇摇欲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戴高乐，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1959年，他正式成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从此开始按照自己的路线改造法国。

他最先动手的，是军事和安全体系。他不愿意法国永远活在美国核保护伞的阴影之下，于是逐步从北约一体化军事结构中抽身，要求收回法国军队指挥权，限制美国在法国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他投入资源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希望法国拥有独立的“核威慑”。

这种选择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如果要让法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大国，就不能在外交上完全跟着华盛顿走。也正因为有这种思路，他迟早要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要承认、并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不过，戴高乐并不是一拍脑门做决定的人。面对一个在西方舆论中长期被“妖魔化”的中国，他需要可靠信息。而这时候，有一位关键人物进入了视线：埃德加·富尔。

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1957年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处在寻求外交突破的阶段。富尔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他对“中国问题”有了不同于传统西方政客的看法。1958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蛇与龟》，其中有一段话颇为直接，大意是：法国没有理由继续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既维持同台湾的关系，又不承认北京政府，这种模糊立场既无意义，又不友好。

这一观点，让当时仍在家中“赋闲”的戴高乐眼前一亮。他把书从头到尾读完，反复琢磨。富尔不是“亲共”，也不是激进派，而是一个老牌议会政治家的代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说明在法国政治圈内部，已经出现一种新声音：承认新中国，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法国发挥独立外交作用的机会。

1959年上台后，戴高乐的“对华考虑”逐渐变得具体。冷战格局下，美国与苏联对峙激烈，西欧在很多问题上沦为被动角色。戴高乐思考的是：如果法国能在东西方之外，与第三个力量——中国——建立直接而稳固的关系，那么在全球棋盘上，法国手中的牌就会多一张。

不过，问题来了。承认新中国，意味着怎样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又将如何面对盟友美国的强烈不满？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拍板的选择。因此，他提出了三种可能方案，试图在“原则”“现实”“压力”之间找平衡。

1963年夏天，在爱丽舍宫的一个午餐场合，戴高乐夫妇邀请富尔夫妇到场。席间话题很快从家常转向中国。戴高乐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富尔听，并且明确表示：希望他再去一趟北京，作为自己的“和平特使”，探一探中方底线。富尔当场答应，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使命。

为了避开外界的过度关注，富尔这次访问以“私人邀请”的方式进行，通过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转达意向。公开说法只是“老友重访”，但真正的议题，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心知肚明。

北京方面对这封访华请求并不陌生。周恩来总理很清楚，这位法国前总理此行，绝不仅仅是来“看看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在同毛泽东商议之后，周恩来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出邀请，请富尔以“私人访问”的名义访华。这样安排，既体面，又保留了足够的操作空间。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阶段，双方心里都明白，谈判的方向只有一个——朝着建交去。但在方式、时间顺序、文字表达上，却还需要一番相当精细的推敲。

三、西花厅、钓鱼台与“各退一步”的方案

1963年10月22日下午，北京首都机场，天气微凉。富尔夫妇从军用客机舷梯上缓缓走下，中国方面的迎接阵容颇为“讲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汗等人前来接机。这一礼遇，已经说明了问题——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故人之行。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与富尔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了。简单寒暄之后，富尔并未绕圈子，很快进入正题，大意是：戴高乐将军认为，像法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没有直接对话，是不正常的。这次派他来，希望能为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打下基础。

说到这里，他把一封信双手递上，说是戴高乐的亲笔信，请中方过目。周恩来接过信，认真看完，随后轻轻合上，说出的话既有原则，又带有肯定：“从信里可以看出，法方十分注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和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一些做法，可能不合某些大国的心意，但从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来看，这是应该尊重的。”

这个回应，其实已经向对方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北京方面认可戴高乐的“独立路线”，愿意在平等基础上谈。

两天后，10月25日，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两人第二次会谈。这一次，富尔把话题引向最关键的部分。他把戴高乐拟定的三个方案一一摊开：

一是“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直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有条件承认方案”——承认北京政府，同时附带一系列关于台湾、代表权等方面的条件；三是“近期承认方案”——先在某些层级上接触，积累条件，择机正式建交。

看似选择很多，实则每一个方案都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中方如何回应，才既不触动原则，又不给对方添难？

周恩来的回答，用今天的话说，非常“高段位”。他没有简单从三案中“挑一个”，而是略作停顿，给出一个崭新的架构：“中国政府认真考虑过法方的设想。在平等互利、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下，中方愿意提出一个新的办法——积极而有步骤的建交方案。”

这套新方案，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法方向中方发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提议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第二步，中方复照，明确表示欢迎，并同意立即建交；

第三步，双方以照会形式同时对外公布，并按约互派大使。

看起来很简洁，但在细节上，周恩来帮法国“解开”了几个难题。比如，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操作上不逼法国在公开文件中立刻写出“与台湾断交”这样的字眼，而是通过照会内容和后续实践，形成既定事实。又比如，在断交与建交的先后顺序上，为法方保留了一定回旋空间，不必当场做出让本国国内舆论难以接受的姿态。

试想一下，在那个冷战高度紧绷的年代，任何一句外交表述都可能被放大解读。周恩来在此处的“变通”，其实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技巧：原则不动，办法灵活。

富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沉思片刻，点头表示，法方愿意把“有条件承认”转化为“在不公开附加条件的前提下，由中方作出解释，法方在内心予以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们的表述，是国际法的通俗说明”。换句话说，法国可以不在公开文件上写明所有细节，但承认一个中国的核心含义，是清楚的、实际存在的。

短短几轮对话，中法双方都迈出一小步，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大步。周恩来看到法方态度真诚，便在后续会谈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设想——“直接建交方案”，将过程进一步简化。

进入11月，会谈来到最后关头。11月2日上午，北京和平饭店，周恩来与富尔作最后磋商。富尔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敏感问题：“能否允许法国先同北京建交，然后再与台湾断绝关系？”这实际上是法国政府对国内政治压力的一种顾虑体现。

面对这个诉求，周恩来作出了一个颇具分寸的让步。他表示，中方可以理解法国国内的复杂情况，在不动摇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同意法方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再通过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步结束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不过，中方希望法方能够以书面形式，清楚表明“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

富尔对这个安排总体满意，但在书面表达上又显得有些为难，希望中方考虑法国的具体处境。周恩来于是再次调整方案，提出由中方单方面发表声明，明确自己对一个中国的立场，法方则以不反对、不提出异议的方式予以默许。

这一组合，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各退一步。中方在程序上让出一点；法方在原则上站到中方这一边。等到富尔准备告辞时，他坦率表示自己没有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只能把完整方案带回巴黎，请戴高乐作最终决断。

当年在西花厅的那段对话，有一处细节流传较广。有人回忆，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我们这就是各退一步，往前走。”富尔笑着回应：“这一步，走得很不容易。”短短几句，背后是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重新定位，也是法国摆脱单纯“跟随美国”的一次重要尝试。

四、冲破阻力的建交与未竟的相见

富尔回到巴黎后，把整个谈判经过和中方方案向戴高乐作了汇报。戴高乐用他一贯冷静的方式，对这份报告逐条分析。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外交文件，而是一条可以让法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坐稳“独立一极”的路径。

然而，巴黎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为法国的愿望而自动让路。对台湾当局来说，中法建交是严重打击；对美国来说，更是一个危险先例。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亲自给戴高乐写信，希望法国政府“澄清”同北京的关系，并暗示这一步如果走出去，对“自由中国”是重大伤害。

不到一个月，戴高乐回信，语气客气，内容却异常清晰：法国政府确实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这句话相当直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代表性，是现实，不是可以靠回避解决的问题。

对蒋介石来说，这封信实际上已经给出答案。但他并不是唯一的反对声音。美国方面的态度更加激烈。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正式通知美国驻法大使，告知法国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美国很快反应，1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递交措辞强硬的照会，表达“深感遗憾和失望”，指责这一做法“有损西方世界整体利益”。

然而，这些压力并没有改变巴黎的方向。对戴高乐而言，这正是证明法国独立性的机会。如果连外交承认哪个政府都要看别人脸色，那所谓“大国尊严”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国和中国在中间渠道上继续沟通具体细节。从照会文字，到公布时间，再到互派大使的安排，双方外交人员反复斟酌。所有这些工作，在公开之前，几乎都在秘密状态中进行。

1964年1月27日，终于到了“亮相”的时刻。这一天，中法联合公报对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将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短短几句话，在冷战年代却掀起不小震动。

对新中国来说，法国是第一个在重要西方阵营中同北京建交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意味着打破了“西方整体围堵”的格局，为后来中西关系的变化打开了一道缺口。对法国来说，这则公报则标志着它不再只是美国身后的跟随者，而是敢于根据自身判断，做出与华盛顿不同选择的独立行为体。

从1964年往后看，中法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多。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文化中心设立，互办文化年……这些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追根溯源，都能找到那份建交公报的影子。

与此同时，中方也在不断重新评价戴高乐本人。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就读过《戴高乐回忆录》，对这个法国将军的观察并不随波逐流。他和周恩来都认为，戴高乐的民族意识很强，敢于在大国压力前坚持自己的路线。从防止欧洲过度依赖美国的角度看，他的某些做法，客观上推动了欧洲的自主性。

有意思的是，这种“隔空互相打量”，到1960年代后半期，逐渐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惺惺相惜”。在对外场合，当谈及法国时，中国领导人时常会提到戴高乐的独立立场。而在法国，戴高乐也不止一次当着身边人的面提到中国，认为这个东方大国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遗憾的是，两位领袖期待中的直接会面，一直没能实现。毛泽东曾托作家韩素音转话，表达对戴高乐来华访问的欢迎，意思很明确——时间由他定，路线由他选，来中国可以尽情看。戴高乐本人也多次对亲近的人说，希望有机会与毛泽东面对面长谈。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对准备去中国的侄女玛丽·科尔比，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有机会去中国，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同毛主席谈谈。他心里显然已经把这次访问当成一个人生心愿。

按原先的设想，1971年，本应是他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年。但事情却在1970年冬天出现了急转。11月9日晚，在家乡科隆贝，80岁的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在书房里一边玩纸牌，一边收看晚间新闻。突然，一声重响从房间传出。等家人和工作人员冲进房里，他已经倒在地上，桌上的纸牌散落一地。

后来的医学调查表明，是心脏动脉瘤突然破裂造成的猝然离世，没有任何预兆。这种结局，对一个一生经历战争与政治风波的人来说，安静，却也突兀。

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领导层反应极为迅速。毛泽东向戴高乐夫人发去唁电，称他为“反对法西斯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三处下半旗志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一位外国前国家元首罕见的高规格礼节安排。

从时间线上看，中法建交谈判始于1963年秋，公报发布于1964年初，之后的数年里，两国关系经历曲折起伏，但大方向并未改变。到了戴高乐离世的1970年，这条由谈判桌开启的道路，已经延伸成一条稳定的大国交往路线。

回过头看，当年西花厅里“各退一步”的那句判断，并不只是谈判中的临时说辞，而是对整个过程的精炼概括。法国在态度上从“观望”转为“承认”，中国在方式上从“硬碰”转为“灵活”，双方在原则与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共同可行的路径。这种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那个年代大国外交的一种典型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