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成都的春天,空气里全是火药味,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江竹筠躺在华西医院的产床上,痛得死去活来。
医生看着这个难产的年轻女人,正准备动刀子做剖腹产,谁知这姑娘突然抓着医生的手,死死盯着对方,提了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的要求:“大夫,顺便帮我把绝育手术做了吧。”
那个年代,谁家不是讲究多子多福?
更别提她才26岁,还是头一回当妈。
医生以为她疼糊涂了,或者是怕以后生孩子受罪,正想劝两句。
结果江竹筠这会眼神冷得吓人,理由更是硬邦邦的:“我干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带一个孩子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有别的牵挂。”
这哪里是生孩子,分明是一个战士在清理战场,把自己当成了随时可以丢弃的筹码。
这事儿吧,现在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咱们现在的人,为了个学区房能焦虑半辈子,可那个时候的人,为了一个还没影儿的“新世界”,能把自己身为母亲的后路直接切断。
她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彭云”,意思就是希望这孩子以后能像云彩一样自由。
说起江竹筠,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估计都是小学课本里的“江姐”,或者是渣滓洞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刑具。
但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拉几年,你会发现她其实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小女人,只不过被那个操蛋的时代逼成了钢铁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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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钟拨回1943年。
那会儿的重庆,特务多得像夏天的蚊子,嗡嗡乱飞,逮谁咬谁。
江竹筠接到的任务挺奇葩,给早已潜伏的彭咏梧当“假老婆”。
这种套路在地下圈子里叫“住家机关”,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合约夫妻”,只不过违约金是命。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关起门来是同志,打开门是两口子。
这戏可不好演,眼神得对,生活习惯得磨合,甚至连吵架都得像真的。
他们传递情报那招更是绝了,不用纸不用笔,就在桌上摆米粒阵。
我看过资料,那手法比现在的摩斯密码还管用,记完了把米往稀饭里一倒,证据直接进了肚子,神仙都查不出来。
也就是在这一天天的提心吊胆里,俩人把假戏真做了。
1945年,组织看这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就批准正式结婚。
没有什么婚纱钻戒,连顿像样的酒席都没有,就这么把命绑在了一起。
可好景不长。
1948年,出了个叛徒。
这人大家都熟,就是《红岩》里那个甫志高的原型,真名叫冉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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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货一软骨头,直接把江竹筠给卖了。
紧接着就是大家熟悉的渣滓洞剧情: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
这里得插句嘴,当时被抓进去的地下党不少,扛不住酷刑招供的也不是没有。
毕竟都是肉体凡胎,痛急了谁都哆嗦。
那为什么江竹筠能死扛到底?
仅仅是因为她骨头硬?
我查了下档案,发现没那么简单。
江竹筠当时是重庆地下党的联络枢纽,她脑子里装着半个重庆的联络图和人员名单。
她要是张了嘴,倒下的就不是三五个人,而是一张巨大的网,无数同志得跟着遭殃。
审讯室里的那个场面,光是想想都觉得疼。
特务拿着竹签子往手指缝里钉,一边钉一边问。
江竹筠疼得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
后来特务都绝望了,说这女人是不是铁打的。
其实哪有什么铁打的人,不过是责任把人的生理极限给撑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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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人心有时候比铁还硬,因为心里装着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949年11月14日,离重庆解放也就差那么几天了。
天还没亮,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响起了枪声。
29岁的江竹筠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影里。
她到死都没看到那个她拼了命想要换来的新中国。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甚至可以说,更让人唏嘘的还在后头。
江竹筠走的时候,儿子彭云还不满3岁。
谁把他养大的?
这事儿说出来能让人破防。
是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正伦。
这关系放在现在的狗血剧里,那是妥妥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结婚”生了孩子,最后俩人都牺牲了,留下这孩子给原配养。
换个人早崩溃了,或者干脆不管。
但谭正伦这人,心胸宽得像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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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丈夫和江竹筠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二话没说,冒着被通缉的风险,背着自己的孩子,抱着“情敌”的孩子,东躲西藏。
那时候到处都在抓人,带着个烈士遗孤,那就是带着个定时炸弹。
可谭正伦硬是把彭云拉扯大了,视如己出,甚至比对亲生的还亲。
后来彭云长大了,书读得特别好。
他是那批最早的公派留学生,去了美国,成了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还是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授。
这事儿在国内引起过不小的争议。
有人就在网上喷,说你是江姐的儿子,怎么能拿美国绿卡?
怎么能不回国效力?
这问题太尖锐,也太沉重。
彭云自己也回应过,他说他是个做学问的人,没那种从政的本事,留在那里更能发挥学术价值。
其实仔细想想,江竹筠当年给孩子取名“彭云”,不就是希望他像云一样自由吗?
她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后代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不用再像她那样,连生孩子的权利都要自我阉割吗?
咱们外人看历史,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
但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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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切断了自己的退路,谭正伦切断了自己的怨恨,她们用两代女性的巨大牺牲,托举起了一个孩子的未来。
这就好比接力赛,第一棒跑得太惨烈,甚至跑吐了血,就是为了让接棒的人能跑得轻松点,能自由地选择跑道。
至于这跑道是在东边还是西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这一家人,真的是把“牺牲”两个字刻进了骨头缝里,连解释都觉得多余。
有些事儿吧,越琢磨越觉着心里堵得慌。
那个在产房里冷静要求绝育的26岁姑娘,那个在刑场上倒下的年轻母亲,要是知道儿子现在过着平静、富足、自由的日子,哪怕是在大洋彼岸,我想她应该是会笑的。
毕竟,这不正是她当年提着脑袋想要换来的生活吗?
1976年,谭正伦去世。
她临走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一眼那个远在美国的“儿子”彭云。
历史就是这样,总是留着一点遗憾,让人回味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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