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蒋介石为何被驱逐出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晚，纽约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传回台北，中南海与阳明山两端，气氛都异常凝重。电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时，参加议事的人几乎都明白，一段延续二十余年的特殊地位，已经走到了尽头。

有意思的是，这场以“驱逐”为结局的风波，并不是从1971年才开始酝酿，而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之后漫长的冷战时期，一步一步累积而成。蒋介石自信自己代表中国，自信美国会坚定站在身旁，但国际格局的暗流，早就悄然改向。

一、从“唯一合法政府”到“两个中国”阴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从国际法常识和国际关系现实来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本应由北京政府行使，并无含糊余地。

然而，冷战格局迅速成形，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考虑，坚持扶持台湾当局，将其视为“自由阵营”在远东的一枚棋子。正因为华盛顿的强力干预，新中国在很长时间里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联大上，代表权问题屡次被“技术性”拖延。美国一会儿鼓动“缓议案”，把讨论推后；一会儿推出“重要问题案”，把恢复中国席位的普通程序，抬高到必须取得更高票数同意才能通过。就这样，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台湾当局得以在联合国“坐了二十年”。

蒋介石对这种局面并不满足，他要的不只是一个席位，而是“唯一合法代表”的名义。1956年1月28日，他在接见合众社记者时公开宣称，同美国与中共有任何形式的谈判，只会削弱反共阵线，毫无益处。

同年9月，面对法国记者关于“两个中国”的提问，他再次强调，联合国如果允许北京当局加入，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情形。他甚至放出话来：一旦“共产党政权”进入联合国，而自己不能以唯一合法政府身份出席，他就会立刻退出。

10月接受美国作家采访时，蒋介石又把这种态度表述得更为直接：他不会容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如果联合国接纳北京，那么台北方面将撤销对这一组织的支持。这些表态听上去强硬，实质上是借机向美国喊话，希望华盛顿继续充当强有力的靠山。

为了稳住美国，台湾当局一面在舆论上强调“反共前线”，一面在军事与经济上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积极配合美方在岛内建设军用设施，谋求更紧密的军事合作，以此换取在国际舞台上的“安全感”。

1956年前后，台湾同美方就兴建新式军用机场达成协议，强化整个西太平洋防线。1957年，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相关协议执行完毕，岛内的美军存在感进一步增强。对蒋介石而言，这些安排不仅是防务问题，更是向外界展示——自己仍然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

在经济上，台湾当局也极力争取美援。1958年度，美国对外援助预算调整，给台湾的防务支援和技术合作经费略有下降。面对这种减少，台湾方面忙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开发贷款、农产品协议等补充资金。1958年4月18日，双方签署剩余农产品销售协定，台湾用外汇向美国购买粮食，售卖所得则被用作“共同防御”和“教育交流”。

这一连串动作，看上去是巩固同盟关系，实质上却把台湾在国际上的代表权，牢牢绑在美国政策的战车上。蒋介石深信，只要美国不松手，联合国的席位就不会有问题。遗憾的是，时代的变迁并不按他的设想前进。

二、六十年代：国际形势转向与美国的“新算盘”

1965年，联合国通过宪章修正案，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6个扩为10个，表决所需的最低票数由7票提高到9票。表面看，这是联合国内部结构的一次调整，但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而言，却是一记微妙的敲打。

当时的15个安理会成员中，公开承认台北当局的只有6国，而承认北京的已有7国。数字摆在那里，稍微算一下，就能发现台湾当局的地位已不稳固。连台湾外长沈昌焕都忍不住感叹，眼前局势“至为可虞”。

西方国家中，对华政策也悄然改变。法国在官方文件中表态，认为不再坚持所谓“重要问题案”，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英国政界人士访美后对外透露，他在华盛顿获取的印象，是美国已经在为北京进入联合国“做准备”。

1965年的联大辩论中，涉及中国代表权的发言达到七十余国之多。明面上仍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国家，只剩个位数。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赞成票与反对票已经持平，而“重要问题案”只以微弱优势勉强过关。对于北京来说，这意味着形势正在转暖。

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官员提出所谓“两个中国”设想，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保留台北的某种代表资格。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伯格就主张，应当公开转向“两个中国”政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一个大国应有的席位，让台湾以另一种身份留在联合国。

一些学者与外交官，如赖肖尔等人，也通过电报建议，认为只要北京愿意遵守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就不应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国防部在1966年的备忘录中，同样提到采纳“两个中国”的可能性。

这种氛围传到台北，引发强烈不安。1966年11月，联大再次讨论中国席位问题，美国的姿态明显偏向制造“两个中国”的结果。蒋介石得知后极为反感，他认为这是在动摇其“唯一合法政府”的根基。

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出现导致“两个中国”的提案，就考虑立即退出联合国。马康卫奉命面见蒋介石，提醒这种做法可能让台湾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位置，连“被保护”的名分都很难维持。据记载，蒋介石淡淡回应，大意是：即使现在妥协，多争取一两年，北京迟早会被接纳，与其将来被动地被挤出去，不如现在自己有尊严地走人。

这种“退出”的口风，在当时仍带有试探意味。蒋介石一向习惯通过强硬言辞，测试美国的底线。1966年的这场风波，因此并未马上发展成实际行动，台湾仍旧留在联合国座位上。

不过，形势已悄然变化。6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它们普遍承认北京，而不是台北。代表权问题早晚要在大会上摊开解决。这时，美国开始认真估量：是继续为台湾扛下全部压力，还是接受一个新的安排，用“折衷方案”维持对台影响力。

对蒋介石来说，更令他不安的，是中美关系出现的新迹象。1960年代末，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越南战局胶着，华盛顿不得不重新规划亚洲战略。大陆的分量，在美国的计算中一天比一天重。

三、七十年代的决断：席位易主与主动退会

进入1970年代，代表权问题已经从长期拉锯，转向最后收官。1970年4月15日，在“国家安全会议”一次讨论对外策略的会议上，蒋介石坦言，不要再对美国抱过高期待。他提到二十年前曾对蒋廷黻说过，要先顾自身，再谈联合国；如果中共进入，台湾就要毅然退出。

同年，加拿大与意大利先后与北京建交，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愈发明显。蒋介石意识到，依靠“重要问题案”拖延代表权讨论的办法，已经难以为继。他在当年底连续多日考虑对策，提出一个“底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能让出。换句话说，如果必须在保住常任理事国身份和退出联合国之间做选择，他宁愿走人。

1970年12月下旬，他在兵棋室主持高层会谈，反复强调这一点。蒋介石提到当年对日抗战的决心，试图说服身边人接受一个苦涩的现实：一旦安理会席位失守，“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地位就会被一笔勾销，那等于自我否定，这种局面不能接受。

到了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已经把改善对华关系，作为调整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4月间，中美之间通过“乒乓外交”打开民间接触。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尼克松宣布计划于1972年前往北京。这些动作，向全世界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准备承认北京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对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的算盘更加清晰。华盛顿的目标，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尽可能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一席之地，以避免一下子失去在台北的影响力。于是，“双重代表权案”的构想被摆上桌面。

1971年5月，澳大利亚总理来信尼克松，表示支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将安理会席位交给北京。他直言，任何不触及这一点的提案都不现实，只会失败。美国内部的判断与此类似：如果不承认北京的常任理事国资格，双重代表权就很难获得足够支持。

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向台湾驻美代表沈剑虹说明了大致思路。他认为，只提“双重代表权”而不谈安理会席位，几乎没有通过希望。如果台湾肯放弃安理会席位，只谋求在联大保留一个席位，事情还有一线生机。罗杰斯甚至表示，如果台北同意，不必公开声明，只需暗中向美方点头即可。

这个建议显然违背了蒋介石设定的底线。7月21日，他召集会议，就此事进行讨论。次日，台北方面拟好一份电报，强烈指责美国“违背过去的承诺”，宣称放弃安理会席位“万万不能接受”。不过，在给沈剑虹的另一封指示中，又提醒暂时不要把这份强硬回复立即递交给罗杰斯，以观后势。这种做法，已经透露出某种矛盾心理：既不愿妥协，又意识到形势不利。

此后，蒋介石一面坚持“不谈安理会席位”的原则，一面试图继续摸清美国的真正底牌。随着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他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不会再为台湾“挡刀”。蒋介石过去赖以自豪的“反共旗帜”，在美方眼里价值大减。

8月2日，罗杰斯发表声明，正式公布美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新政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驱逐中华民国”的提案，对安理会席位归属则模糊处理，表示交由联合国会员国决定。听上去似乎还有一点照顾台湾的意味，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模糊正是多数国家反感的地方。

随后一段时间中，蒋介石在台北密集召见幕僚，讨论应对。8月21日下午，他召见黄少谷，就代表权问题再三推敲措辞与策略。几天后，他提出一个“最大让步”：在美国提案文本中不要写明安理会席位交由北京，但在大会审议时可以通过修正案方式解决。这种安排，等于把最难堪的部分交给其他国家去完成。

即便如此，大多数国家已不愿再绕圈说话。很多代表直截了当地认为，既然讨论中国席位，就必须同时明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归属。连日本在内的一些传统友邦，都开始动摇。

9月8日，美国不再与台湾兜圈子，罗杰斯直接把包含“北京取得安理会席位”的复合双重代表权案通知台北，并希望台湾当局默许放弃安理会席位，同时劝说友邦支持该提案。这一次，蒋介石几乎没有周旋余地。

第二天早晨，收到罗杰斯通报的电报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美国“出此下流阴谋”。台北高层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公开反对复合双重代表权案，在联大各阶段发言中一律表明强烈反对态度。

在这种紧绷气氛下，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最后一张“老牌”。早在1961年10月，为阻止台湾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美国肯尼迪总统曾通过私人渠道转达过“承诺”：如果有必要并能奏效，美国愿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中共入联。蒋介石当年为此放弃了对蒙古入会的否决，将这份口头保证视为重要筹码。

1971年9月16日，台湾代表周书楷、沈剑虹等人同罗杰斯会谈，提起这段旧事，希望美方履行当年的诺言，在关键时刻动用否决权。罗杰斯给出的答复却非常干脆：美国不会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一回合，蒋介石苦心保存多年的“王牌”彻底失效。

9月18日，蒋介石通过黄少谷向周书楷下达指示，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难以揣测。既然“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都难有结果，而阿尔巴尼亚提案随时可能通过，那么台湾必须考虑在被动遭到否决之前，自己先一步宣布退出。他特别强调，退会时要发表一份“正大声明”，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以便留给历史一个“说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蒋介石投入大量精力修改退会声明稿，兼顾双十节讲话内容。日记中记录，他因此睡眠严重不足，常常一夜难以合眼。可以想见，如何在“体面”与“现实”之间拿捏语气，对他来说并不好办。

时间来到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中国代表权进行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同时宣告撤销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台北方面按照既定决策，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以任何形式接受“两个中国”或“双重代表”的安排。

在许多人印象中，蒋介石是被“赶出”联合国的；从程序上看，确实是阿尔巴尼亚提案宣布收回台北的席位。但从他此前多次表态，以及1970年以来的内部决策可以看出，他在心理上早已将“主动退会”视为唯一可接受的结果。等到美国公开转向，北京与华盛顿开始接触时，这一选择几乎已经失去回旋余地。

如果把整个过程拉长来看，1971年的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联合国宪章修改、亚非新兴国家大量入会、越来越多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上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再平衡，逐步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回归。台湾当局当年之所以能在联合国坐二十年，根本原因是冷战格局；而在格局改变之后，这种延续必然难以维系。

蒋介石在代表权问题上的一系列操作，从坚持“唯一合法政府”、拒绝“两个中国”，到严守安理会席位底线，再到以退会方式表示抗议，看上去像一连串强硬姿态，其实折射出的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他需要一个象征性的“国际地位”，来证明自己仍然代表中国；一旦失去这一点，台湾当局的政治叙事就会遭到重创。

不得不说，他在判断国际潮流方面并非全然迟钝，对美国态度变化也有相当清醒的认知。问题在于，无论怎么权衡，他都不愿接受一个现实：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眼中，北京才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与其面对这种现实被动“挤出局”，他宁愿用“主动退出”的姿态为自己留下一点体面。

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会议记录中的“中国代表”，从“中华民国代表”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自这一刻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与权利回到本应属于的地方，而蒋介石和台湾当局，只能在联合国系统之外，慢慢适应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