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用了五年的牙刷，一位朝鲜姑娘在丹东超市的信仰崩塌

金英淑那把牙刷，都用了整整五个年头啦。

刷毛早就像秋后被狂风吹倒的麦子似的，软塌塌地趴着，塑料把手上布满了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的裂纹，就跟她祖国大地上干裂得能插进手指的旱地一样。在平壤，牙刷可是计划分配的物品，非得等旧的实在没法用了，才能拿着相关证明去领新的。她牙刷背面，还用小刀刻着“2018.3”，那是领取的日子，时刻提醒她，下一个五年没到之前，必须得小心翼翼地用。

这把牙刷啊，马上就要在丹东一家普普通通的超市里，见证主人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

出发那天一大早，英淑跟平常一样，站在家里那窄巴巴的洗漱池前。她挤出像小豆子那么大的牙膏——每个月就配给80克，得算计着用。牙刷在嘴里转动的圈数也是固定的，每面二十下，不多不少。水龙头就开那么细细的一条缝，把牙刷润湿后，立马就关上。

镜子里映出她的模样，熟悉又安稳：头发整整齐齐地剪短，脸上干干净净的，胸前别着那枚平壤建设功勋纪念章。她冲自己笑了笑，那笑容是属于一个秩序井然世界的，在那儿，每样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每种行为都有既定的规范，每天的日子都能提前预料到会怎么过。

母亲走进来，递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替换的牙刷头，中国不一定有咱们这种规格的。”

布包里装着三个新牙刷头，这是父亲花了半年工业券才换来的。在朝鲜，牙刷柄能一直用，可刷头得专门配给。

英淑郑重地把布包装进行李最里面，挨着那把用了五年的牙刷。

丹东的风跟平壤的不一样。

平壤的风里带着大同江的水汽，还有那种整齐划一的感觉，而丹东的风里，混着油烟味、花香、汽车尾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活力。英淑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好像想从这风里读懂这个陌生的国家。

中国朋友小陈在口岸接她：“时间还早，要不要去超市买点路上吃的东西？”

超市，这个词在英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平壤的“统一市场”——昏暗的灯光下，有限的商品摆在玻璃柜台后面，得拿出各种票证，让售货员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她点点头，心想正好能看看中国普通人购物的地儿。

自动门“唰”地一下打开，英淑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节日庆典的现场。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光，不是平壤市场里那种节能灯泡发出的昏黄光，而是成千上万个LED灯照得跟白天似的。接着是色彩，到处都是色彩，包装袋上的红、黄、蓝、绿，鲜艳得让人眼睛都有点受不了。最后是空间，大得让人头晕，一眼根本看不到货架的尽头，就像峡谷一样往深处延伸。

可最让她一下子说不出话的，是声音。

不是那种吵闹声，而是一种低低的、持续不断的嗡嗡声，是冷柜的运转声、背景音乐、购物车轮子的滚动声，还有人们小声交谈的声音混在一起。这声音里没有平壤市场里那种警惕、克制的安静，而是一种轻松、富足的嘈杂。

英淑的手不自觉地伸进背包，握住了那把用了五年的牙刷。

塑料柄上熟悉的裂纹触感，是她此刻心里唯一的依靠。

小陈推来一辆购物车：“你想买点啥？”

英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她只是摇摇头，眼睛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盯着面前的货架。

那是牙膏区。

在平壤，牙膏就两种：普通牙膏和药物牙膏。可眼前这个二十米长的货架上，牙膏不是按“种类”摆的，而是按“功能”“口味”“品牌”“适用人群”分类展示。

美白牙膏、抗过敏牙膏、儿童防蛀牙膏、中草药牙膏、薄荷牙膏、水果味牙膏、进口牙膏、国产牙膏……一支支、一盒盒、一列列，就像等着检阅的彩色士兵方阵。

英淑的视线扫过价格标签：9.9元、19.9元、29.9元……最贵的也就三十多元人民币。在朝鲜，一支普通牙膏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还得用特殊购物券。

她看见一个中国妈妈带着孩子走过，孩子随手从货架上拿下一支卡通包装的儿童牙膏扔进购物车，妈妈连价格都没看。

这个动作太随意、太自然了，却让英淑心里一阵发慌。

在平壤，每次购物都得精打细算，每次消费都是个大决定。可在这儿，拿一支牙膏就跟呼吸一样轻松。

接着他们走到了牙刷区。

要是牙膏区让英淑说不出话，那牙刷区简直让她喘不过气来。

整整三排货架，每排五层，每层都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牙刷。电动牙刷、软毛牙刷、硬毛牙刷、旅行牙刷、儿童牙刷、孕妇专用牙刷、正畸牙刷……有些牙刷的刷头比她整个手掌还大，有些细得跟绣花针似的。

颜色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粉红、天蓝、嫩黄、草绿、彩虹渐变色、半透明色、夜光色……跟平壤统一发的白色牙刷比起来，这些牙刷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英淑下意识地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牙刷——那把刷毛倒伏、柄身裂纹、刻着“2018.3”的白色塑料牙刷。

她把它举起来，放在货架前。

这对比太残酷、太荒谬了。

她的牙刷在这片牙刷的海洋里，就像一个从远古时代来的文物，一个从匮乏世界来的遗物。这把用了五年的牙刷，这把得小心翼翼呵护才能再用两年的牙刷，在这堆同类面前，显得那么寒酸、那么可怜、那么……没必要。

小陈注意到她的举动：“你的牙刷旧了，正好买把新的。”

英淑的目光落在一个价格标签上：“软毛牙刷，促销价：2.9元”。

她的大脑得花几秒钟来理解这个数字。

2.9元人民币。在朝鲜，这大概相当于……她快速算了一下……一个鸡蛋的价格。而在朝鲜，一把新牙刷的价格相当于三十个鸡蛋，还得用特殊配给券。

她的手指开始发抖。

她又看到另一个标签：“电动牙刷套装，原价399元，现价299元”。在朝鲜，这个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可在这儿，它就是个普通的商品，摆在谁都能拿的货架上。

英淑突然想起父亲领新牙刷头时的情景——得填申请表，得单位开证明，得排队等着，还得跟发放人员说谢谢。整个过程庄重得像一场仪式，因为每一件工业品都是国家给的。

可在这儿，牙刷就是牙刷。299元的电动牙刷和2.9元的普通牙刷，平等地挂在货架上，等着人们自由挑选。

自由挑选，这个词在她脑海里“砰”地一下炸开了。

就在这时，一位中国老人推着购物车慢慢走过。

英淑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购物车：里面有一把新牙刷（就是那种2.9元的），一支牙膏，一包纸巾，几个苹果，一盒牛奶，还有一袋速冻水饺。

这么平常的一车东西，却让英淑一阵头晕。

在平壤，要凑齐这么一车东西，得用工业券、食品券、外汇券（要是有进口商品的话），得去不同的专卖店排队，得等不确定的到货时间。可在这儿，一个普通老人，在一个地方，不到半小时，就轻松买齐了。

更让她震惊的是老人的表情——没有那种“终于买到了”的高兴，没有那种“来之不易”的珍惜，就是平静、日常、理所当然的神情。

老人从货架上拿下一盒牙线，看了看价格，放进购物车。

牙线，在朝鲜，只有在涉外商店才能看到的“高档货”，普通老百姓连听都没听说过。可在这儿，它和牙刷、牙膏摆在一起，成了口腔护理的常规用品。

英淑的手一松，那把用了五年的牙刷从她手里滑落，掉在超市光亮的地板上。

小陈弯腰捡起来：“摔脏了，别要了，买把新的。”

“别要了”。

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重锤一样砸在英淑心上。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别要了”的。每样东西都得用到不能再用了，修到不能再修了，直到完全没用了才行。

英淑接过那把旧牙刷，没扔掉，而是紧紧握在手里。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不是一滴一滴地流，而是瞬间把整个视线都模糊了。超市里那些鲜艳的颜色在眼泪里晕开，变成一片五彩的光晕。

小陈慌了：“英淑，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英淑摇摇头，却说不出话。她想解释，可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这眼泪不是为了一把牙刷，而是为了这把牙刷代表的一切？怎么解释她不是被超市的规模吓到了，而是被这种“平常的富足”给击垮了？

排队结账的时候，英淑的眼泪还在无声地流。

她看着收银员熟练地扫描商品，看着顾客们用手机轻轻一扫就付了钱，看着一个个装满东西的购物车轻松地被推走。这个过程又快又顺，没有任何麻烦的手续，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没有任何需要感恩戴德的仪式。

一位老太太买了三大袋东西，抱怨着：“又花了好几百。”

那语气里没有心疼，只有一种日常的、轻轻的埋怨。而在朝鲜，“好几百”是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得好好计划才能花。

小陈付完钱，递给英淑一把新牙刷——就是最普通的软毛牙刷，促销价2.9元的那款。

“给你的，”小陈说，“你那把旧的就别用了。”

英淑低头看着手里的两把牙刷：一把用了五年，布满裂纹，刻着日期；一把崭新，刷毛整齐，包装完好。

英淑坐在去高铁站的车上，手里还是握着那把旧牙刷。

“其实中国也有穷人，”小陈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但至少，穷人也能用得起新牙刷。”

当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往北京开的时候，英淑把那把旧牙刷放在窗边的小桌板上。

在北京的酒店房间里，英淑做了最后一件事。

她走到洗手间，站在光亮的洗漱台前。台上摆着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牙刷——比她在超市买的还好，刷毛更软，设计更精致。

她打开水龙头，温热的水流又大又稳，不像平壤家里那会断断续续的冷水。

然后，她从背包里拿出那把旧牙刷，最后一次挤上牙膏——这次她没算用量，挤了满满的一条。

牙刷放进嘴里的瞬间，她闭上眼睛。

三分钟后，她睁开眼睛，吐掉泡沫，把牙刷冲洗干净。

为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让国民都用上新牙刷的国家，她的祖国，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样的平常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