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迟浩田视察滨州，突然提起流坡坞：我在那儿认了一个干娘

1947年仲夏的一个黄昏，博山一带的山谷间还回荡着枪炮的余音。南麻、临朐方向，战斗硝烟尚未散尽，一支担架队却在星夜兼程，抬着一位左腿血迹未干的年轻团职干部，向北方撤离。那一年，他十八九岁，后来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迟浩田。

几十年以后，2008年9月的滨州，在宽阔笔直的城市道路上，这位已年近八旬的上将再次踏上黄河北岸的土地。当人们以为这是一趟例行的视察时，他忽然提出，要去看看当年养伤的地方，要找一找鸿济医院，要打听一个小村庄的名字——流坡坞。

有人好奇地问，为何惦记的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迟浩田缓了缓神，只简单说了一句：“我在那儿，认了一个干娘。”一句话出口，气氛陡然沉下来，往事的闸门随之被推开。

一、火线负伤，沿黄河北上的少年军人

1947年7月，华东战场形势紧张，国民党军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南麻、临朐一线战役打响后，部队在山地展开激烈争夺。那时，迟浩田所在部队正负责追击溃退之敌，他端着从敌军那里缴获的卡宾枪，腰间系着手榴弹，带着一个排翻山越岭往前冲。

追到一个山坡时，形势突然一变。山下敌人残部回身反扑，一颗子弹猛然击中他的左腿，大腿瞬间被打穿，血流如注。短短几步路，他硬是咬着牙往前冲了一段，随后整个人扑倒在地。通信员要把他往后撤，他却不肯：“追敌要紧，别管我！”话说得很硬，声音却已经有些虚。

卫生员赶来，简单包扎止血，战斗仍在继续。迟浩田撑着地往前爬，试图继续指挥。可身体终究撑不住，在战场的喧嚣声中，他昏迷过去。等睁开眼时，人已经躺在博兴一带支前民工的担架上，天色暗沉，身边是急行军的脚步声。

那一段转移路程很难走。天气闷热，药品匮乏，路上还时不时遭受敌机威胁。为了躲避轰炸，部队白天隐蔽，夜里急赶。途中在博兴县，他朦胧中听到陈毅在简易会场上讲话，站在一张八仙桌上，总结战况，表扬渤海区群众支前积极。这一幕，只在他脑海里留下了碎片般的记忆，却终生难忘。

几经辗转，他被送到博山县一处叫天津湾的小村。由于失血严重，加上炎热和颠簸，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医生看着焦黑肿胀的左腿，只得考虑截肢。消息一传到他耳朵里，他一下坐起来，坚决摇头：“腿不能锯，我还要上战场！”

对一个尚未满二十岁的连、营级干部来说，失去一条腿意味着从战场上告别。他的坚持，既有年轻人的倔强，也带着那个年代战士普遍共有的狠劲。有位首长了解情况后，仔细权衡风险，最后顶下了压力，提出先尝试保守治疗。风险很大，但仍决定赌一把。

在这一背景下，他被安排继续北撤。担架队连夜出发，从山东腹地一路向北，到达黄河南岸的渡口，用牛皮筏子把伤员逐批渡过黄河，送往北镇一带的鸿济医院。这家医院，是专门为前线重伤员设立的临时后方医疗点，条件谈不上好，但在当时已算是相对完善。

在鸿济医院，他的伤口被重新彻底清洗，夹板也换了新的。可是，前方不断有重伤员送来，后方防空压力不小，医疗点随时面临转移的可能。没多久，他又随部分伤员再次北移，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阳信县西部的一个老解放区村庄——流坡坞。

二、流坡坞农家小院里的“认娘之情”

流坡坞村地处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是当时渤海区的老根据地之一，村民对部队很信任。组织上把从前线转来的伤员，分散安置在村民家中，便于隐蔽和照料。迟浩田被安排到村里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大家习惯称她为王大娘。

王大娘五十出头，个头不高，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家里房子不多，三间正房，两间东屋，收拾得干净利落。丈夫常年在庆云县一带给人做厨师，很少回家；唯一的儿子在1943年参军，后来在第四野战军任团长，也多年未归。她一个人扛着全部家务，日子艰苦，但精神上却有种说不出的硬气。

迟浩田被抬进屋时，腿上的伤还没完全控制住，整个人被折腾得十分虚弱。王大娘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走上前，轻轻摸了一下他包着绷带的腿，眼眶立刻红了：“孩子，人活着就好，腿保住就有盼头，到俺这就好好养着。”

那时，军民之间并不讲什么客气话，话说得直。他尴尬地说自己给大娘添麻烦，大娘摆摆手，干脆利落：“啥麻烦不麻烦的，到了这屋就是自己人。”语气平常，却让这个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年轻干部心里一热。

从那天起，王大娘每天早晚要扶着他出屋，在院子里练习撑拐走路。走两步，喘一会儿，她就在一旁唠叨，说儿子参军这些年也不知道在前线怎样，说起部队上的事就止不住，一句句像是在对眼前的伤员说，更像是在对着不在身边的亲生儿子说。

家里条件清苦得很。粮食不宽裕，主食多是红薯干、野菜团，几乎没什么油水。唯一略显“富裕”的地方，是圈里有三只下蛋的母鸡，这算她的“小银行”，平时靠卖鸡蛋补贴家用。迟浩田住进来后，王大娘几乎把鸡蛋全留下来，每顿给他煮一个。

面对这样一位年长妇人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往自己碗里推，一个刚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的青年军人，心里的滋味并不好受。他一开始坚决不吃，说要留给大娘自己补身体。王大娘急了，剥了蛋，硬往他嘴里塞：“你要是不吃，娘心里不得劲。”一句“娘”，一句“孩子”，就这样自然而然叫开了。

有一次，为了让他的身体好得快一点，王大娘咬咬牙，干脆把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那碗热腾腾的鸡汤端到面前时，屋里没有多余的话，迟浩田端着碗，手指都在微微发抖。对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来说，这样的感情表达，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要来得直接。

身体好转后，他慢慢能脱离拐杖，试着自己走路。王大娘站在门口，看他一瘸一拐却越走越稳，乐得合不拢嘴，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好了，又能回队伍上杀敌了。”那话里，既有欣慰，又藏着一种将要分别的预感。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段日子里，一件衣服也成了两人之间难忘的小插曲。王大娘发现他身上那件白衬衫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缝补过很多次，便悄悄找出家里仅存的一块好布，熬夜给他做了一件新衣裳。衣服递到手上时，他愣了很久，才慢慢说：“部队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话一出口，王大娘有点“生气”了：“规矩归规矩，衣裳破了总得换新的。娘给你做件衣裳，你倒推来推去？”几句质朴的话，把当时军民关系的那种信任和亲近感，勾勒得淋漓尽致。

为了不违背纪律，他最终还是坚持掏出两块钱，塞到王大娘手里，说：“您不收，我就不穿。”王大娘看着他，只好抹着眼泪把钱攥在掌心，自言自语：“这孩子，也是个犟脾气。”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两块钱她终究没有留下。

三、战火年代的离别、寻找与失落

伤势恢复到可以行军时，归队的命令下来了。流坡坞村一下热闹起来，村里的老人、妇女、孩子都知道，有几个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要走。对于王大娘来说，这种气氛带着明显的矛盾：一边舍不得，一边又明白，战士终究要回到队伍里去。

在归队前夕，上级领导来到阳信一带看望养伤的干部战士。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张云逸、渤海区委的负责同志一路看，一路慰问。在了解王大娘照料伤员的情况后，张云逸特意来到她家，握着她的手说，部队感谢乡亲们的支持，称赞群众是“水”，战士是“水里的鱼”。

这些话，村里人未必都听得很透，却切身体会到，战争年代军民之间那种互相依托的关系。王大娘听完，照旧笑着回答：“你们为乡亲们打天下，流血也不怕，俺庄户人搭把手是该当的，说啥‘谢谢’。”一句“该当的”，把她心里朴素的价值观说得一清二楚。

归队的时间越来越近，迟浩田开始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的磨盘又被推得飞快转动，地头上的一些粗活，也被他抢着去做。王大娘在后面喊：“歇着点，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却回一句：“人精神起来了，多动动才更踏实。”

离别前的那个早晨，发生了一幕让许多在场乡亲后来记忆深刻的场景。天刚大亮，院子里还带着露气，他突然双膝一弯，跪在王大娘面前，重重磕了几个头，声音带着哽咽：“从今天起，您就是俺亲娘。”王大娘慌忙去扶，嘴里念叨：“你这儿子，我早认下了。”

这样的“认娘”，在解放战争时期并不罕见。战火连年的背景下，很多年轻战士远离家乡，很多老区群众又把这些孩子当亲人一样接纳。血缘之外的人伦关系，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被一种共同的信念牢牢拴在一起。

那天傍晚，邻里乡亲提着自家最好的东西赶来送行，有的拿脆瓜，有的拿鸡蛋，有的拿窝头。大家说的话很简单：“在前线多长点心，多保重身子。”朴素，却真切。当时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夜里，屋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迟浩田把几天来攒下的三十块钱，悄悄塞到王大娘手里，说不出太多道理，只一句：“人走了，总得留点心意。”王大娘推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等他回到部队，整理挎包时才发现，那三十块钱，连同先前做衣服的两块钱，又原封不动被塞回来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很“王大娘”。

次日拂晓，他随归队部队离开流坡坞，走到村口时还频频回头。王大娘站在村边，目送队伍渐行渐远，只叮嘱一句：“全国解放了，记得回来看看娘。”那年，她不知道，这句话再没有机会当面重说一遍。

从流坡坞到清河镇，他渡过黄河，在青州与大军会合，随后参加济南战役，投入淮海战役，又一路南下，参与解放南京、上海等关键战役。1949年，随着新中国诞生，曾在流坡坞养伤的那个青年军官，也从战火中成长为久经沙场的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经历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另一段刀尖上的岁月。也正是这一阶段，又让他与流坡坞中断了联系。归国后，他曾根据记忆和地图多次托人打听流坡坞的消息，却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始终没能如愿。

阳信、庆云、沧县三地交界，村庄划归几度变化，他误以为流坡坞已归河北沧县管辖，在错误的方向上反复寻找，结果总是扑空。时间愈久，那份心愿就愈加变成一种隐隐的牵挂。

直到后来，组织上花了很大功夫去核实，才拼凑出完整的情况：王大娘在1952年春因心梗去世，她的丈夫三年后也病逝，那位在1943年参军、后来在第四野战军担任团长的儿子，战死在平津战役。这一串时间点摆在一起，可以说，那个小院里一家的命运，与共和国的诞生几乎同步走完了他们各自的路。

得知消息后，迟浩田久久不语。身边的人回忆，他有一段时间几乎吃不下饭，夜里也难以入睡。他反复念叨的，是当年在流坡坞的日子，是王大娘站在村口送行时的背影。对于一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生死已习以为常，但面对一位曾视自己如子的老人离世，却始终放不下那份“未尽的孝道”。

有一次，他对身边人说，娘的恩情，这一辈子还不清，只能盼来生再做儿子。话并不华丽，却明显带着对逝去亲情的愧疚感。这种情绪，并非孤例。很多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在晚年回忆往事时，也常常会提到类似的遗憾。

四、滨州旧地重访与记忆中的流坡坞

时间转到2008年。改革开放以来，渤海湾畔发生了巨变，滨州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9月26日，迟浩田来到滨州，安排中包括视察军分区、城市规划展厅等，也有参观孙子兵法城、大觉寺等文化景点。但在这些既定行程之外，他主动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去找一找当年养伤的鸿济医院旧址。

对其他人来说，“鸿济医院”不过是一个地名、一个历史记忆里的符号。而对他而言，这里是他从战场通往流坡坞的必经之地，也是他命运转折的一环。没有那次保守治疗的成功，就没有后来能独立行走的他，也就很难说还有后续的战功和职务。

在孙子兵法城，他谈到“战争是为了和平”，提到棋盘上的“和棋”寓意。当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人未必都意识到，这位老将心里装的，并不仅是军事理论和城市建设，还有与滨州这片土地有关的个人记忆。

接着，行程来到大觉寺。他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之间的相通之处，特别提到孝道的重要性。一句“对国家尽忠义，对老人尽孝道”，听起来是概括性的说法，但联系到他心中对王大娘的长期愧疚，就会发现，这样的话并非停留在书本，而是和他自己的经历拧在一起。

9月28日下午，他终于站在黄河大堤附近的一片林木间。这里，就是当年鸿济医院所在的大致方位。几十年过去，地形地貌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堤加高了，树木成片，曾经简陋的医院房舍早已无迹可寻。面对眼前的景象，他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我回忆起来了，感觉找到了。”

这句话里，“找”的不只是一个地点，更像是把记忆里断开的线重新接上。他回忆说，当年大堤没这么高，树也没这么多，夜里有大片林场，青蛙叫得很响。细节看似平常，却恰恰说明，那段记忆在他心里从未模糊。

从鸿济医院到流坡坞，是他年轻生命中最特殊的一段路。与战斗场面的惊心动魄相比，流坡坞农家小院的日常生活显得安静许多，但对一个在火线上捡回一条命的人来说，那种被人当儿子一样照看的体验，往往更能刻进骨头里。

再往后几天，迟浩田在滨州军分区新办公指挥楼、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城市规划展厅等处视察。看到规划展厅里陈列的历史照片，他在人群中忽然停住脚步，认出一张陈毅在渤海区活动时的旧照。这一刻，1947年在博兴县听报告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些零散的回忆，在短短几天的行程中频频闪现，仿佛所有线索都一点点指向一个看不见的终点：流坡坞。哪怕村庄的样貌早已改变，哪怕王大娘早在1952年离世，这个地名在他心中仍与“娘”“乡亲”“恩情”这些词紧密相连。

那次滨州之行，外界看到的，是他对城市规划的评价，对文化建设的肯定，诸如“高起点，大手笔，有特色，有气魄”的点评，言之有物，也很客观。但在许多细节间，能感觉到，这位老将真正难以放下的，是六十多年前那段战火中的岁月，是那个偏居一隅的小村庄，是院子里扶他练腿的那位农村妇人。

如果把他的人生放在一个长时间轴上来看，从南麻临朐战役负伤，到博兴听陈毅讲话，到渡河北上黄河北岸，再到流坡坞养伤，然后参加济南、淮海、平津、渡江战役，最后迎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每一个节点，都与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紧密相关，没有虚构，没有夸饰。

2008年重访滨州的举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内心“补课”。虽说已经明确得知王大娘的去世时间，也清楚她儿子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事实，无法再当面尽孝，但这些年来，他仍不止一次对身边人提及：“流坡坞村的乡亲们，是这辈子忘不了的亲人。”

战火年代的军民关系，有时用宏大叙述容易显得抽象，而流坡坞这一段，却让这种关系变得具体可感：一位负伤的青年军人，一位朴素的农村母亲，一个简陋的小院，一条被保住的腿，一声“认娘”的哭腔，再加上后来再难相见的遗憾，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那一代人心中再也绕不开的情结。

如果追问一句：2008年的这趟滨州之行，对他意味着什么？答案也许并不复杂。不是单纯的“视察”，也不是简单的“回访老区”，而是把散落在不同岁月里的记忆碎片，重新归整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整理，不需要太多言语，却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