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如何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成功守卫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的？

明朝始终面临着内亚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在当时那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时代，守住这么长的边境线是不是很难？

2700公里的边境线是不可能守住的，你是不是忘了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和乙巳之变了。明朝实际上通过防守九边重镇这种重点防御区域来进行防守，而不是想象中的平均分配兵力防守整个边界线。

明代边防的关键就是“分区防御、重点布防”，将漫长的边境线划分为多个防御区域，每个区域设置核心重镇，配备精锐兵力，形成“镇-路-卫-所-墩”的层级化防御网络，这就是著名的“九边重镇”。九边重镇的设立是最初是从洪武年间开始，历经永乐、宣德、弘治等朝代，逐步完善。

九边者，曰 辽东，曰 蓟州，曰 宣府，曰 大同，曰 山西，曰 延绥，曰 宁夏，曰 固原，曰 甘肃。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北边，互为声援。——《明史·兵志二》

可以说，每一座重镇都有明确的防御范围和核心职责，彼此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链条。比如，辽东镇（今辽宁辽阳）负责防御辽东半岛及鸭绿江沿线，重点抵御女真部落和蒙古左翼的入侵；蓟州镇（今天津蓟县）负责守卫京师北部防线，是距离京城最近的“门户”，防御压力最大，也是明朝后期重点修缮的区域；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和大同镇（今山西大同），地处蒙古草原南下的咽喉要道，地势平坦，是蒙古骑兵最容易突破的区域，因此配备了最多的兵力，号称“宣大劲旅，天下之最”；甘肃镇（今甘肃张掖）则负责守卫河西走廊，抵御蒙古右翼和西域部落的入侵，同时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明代大同镇

而明代九边重镇的兵力根据防御压力不同来进行配置，根据《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十三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九边总兵力约为86万人，其中宣府镇15万人，大同镇13万人，蓟州镇12万人，这三个重镇的兵力就占了九边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可见明朝对重点区域防御的重视程度。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军户制度逐渐松弛，兵力有所损耗，但九边兵力依然保持在60万以上，这样的兵力规模，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除了九边重镇，明朝还在边境线沿线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和关堡。卫所是明朝的基本军事编制，“一卫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这些卫所遍布边境各地，有的驻守在关隘要冲，有的驻守在交通要道，形成了“星罗棋布，首尾相连”的防御据点。比如，在辽东镇，明朝设置了辽东卫、沈阳卫、锦州卫等20多个卫所；在甘肃镇，设置了甘州卫、肃州卫、凉州卫等10多个卫所，这些卫所与九边重镇相互配合，构成了“重镇守门户，卫所守据点”的防御格局。

明代卫所制度

层级 编制单位 标准定员 主官 核心职能 隶属关系 中央统辖 五军都督府 统辖全国卫所 左右都督/都督佥事 总掌全国卫所军政 隶兵部，分统各地都司 省级军事 都指挥使司（都司） 辖若干卫 都指挥使 掌一省卫所防务、军政 隶五军都督府、兵部 核心驻防 卫 5600人 指挥使 防区核心驻军、屯田 隶都司 基层驻防 千户所 1120人 正千户 要点驻防、作战 隶卫 基础单位 百户所 112人 百户 基层屯守、作战 隶千户所 作战分队 总旗 50人 总旗官 基层作战分队 隶百户所 最小编制 小旗 10人 小旗官 最小作战单元 隶总旗
明代大同镇周边的关堡

但仅仅有兵力和据点还不够，一旦某个据点被攻破，如何快速传递情报、调集援军？那就不得不提一下明代的“烽燧制度”了。

烽燧，又称墩台、烟墩，是明朝北境通信的核心载体，其运作机制极为精密。根据《边政考》（嘉靖年间刻本，张雨著）记载

“平原十里一墩，山地二十里一墩，险要之地五里一墩，确保信号无死角传递。”

每一座烽燧都建在制高点上，比如山梁、台地，顶部设雉堞和烟灶，周边配备柴草库、瞭望楼、水池等附属设施，储存狼粪、硫磺、火药等发烟、点火材料，狼粪燃烧时烟浓且直，不易被风吹散，因此有“狼烟四起”的说法，成为敌情警报的象征。据测算，明朝烽燧体系的信息传递速度，在晴天可达每天500里以上，即使在阴雨天气，也能达到每天300里以上。这个速度，在没有现代通信手段的古代，也堪称奇迹。

每座烽燧配备5-10名守军，由“墩长”统一管理，内部实行严格分工：2-3人负责昼夜轮值瞭望，白天用望筒观测，夜间凭听觉判断；2人专职信号施放，熟悉烟、火、炮的组合规则；1人担任记录手，登记敌情时间、方向、规模及传递状态；剩余人员负责后勤保障：

昼则举烟，夜则举火，百人以下一烟一火，五百人以下二烟二火，千人以上三烟三火，万人以上五烟五火，炮声相应，方位分明，邻台见之，即时传报，不得迟误。——《明实录·孝宗实录》

成化十九年（1483年），鞑靼骑兵二百余人入侵朔州贾家窟沱，守军发现后，立即点燃一烟一火，放炮一声，相邻烽燧看到信号后，30秒内便复现相同信号，短短一个时辰，情报就传递到了大同镇指挥中心，大同总兵迅速调集援军，最终击退蒙古骑兵，追回被掳牛羊千余头，这个就是烽燧体系运作的最佳实战案例：

分守 代州右参将都指挥使文玉等奏：虏二百余寇朔州贾家窟沱，分遣指挥袁杲等将兵追至吊子沟。通守东堡都指挥孟材与虏相持，见援兵至，且行且战，官军并力攻之，虏败，获马十四匹，追还所虏牛羊骡驴千余。既而虏复营偏头关北，指挥陈隆、李杰等列兵于东西山，虏千余分道突入关，官军乘高击之，铳砲齐发，虏遂遁去。 ——《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四十四

此外，明代还实行屯田自给，确保边军的后勤给养。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就下令在北境推行屯田制，提出寓兵于农、以农养兵的理念，就是说守军平时耕种土地，战时拿起武器作战，实现“兵农合一”：

边境卫所，每军授田五十亩，岁收粮十五石，以为军饷，余粮归己，若有余力，可额外开垦，免其赋税。如此，则兵无饥寒之患，边无粮饷之虞，国用可省，民力可休。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按照这个规定，北境每个守军都能分到50亩土地，每年缴纳15石粮食作为军饷，剩余的粮食归自己所有，这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守军的屯田积极性。在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等土壤相对肥沃的区域，明军大规模开垦荒地，修建水利设施，种植小麦、玉米、豆类等农作物。据《辽东志》（嘉靖十六年刻本，任洛著）记载，辽东镇在洪武年间开垦屯田25300余亩，到永乐年间，屯田面积扩大到10万余亩，每年粮食产量可达150万石以上，不仅能够满足辽东镇守军的粮食需求，还能支援其他边境重镇。

对于土壤贫瘠、无法大规模屯田的区域，比如甘肃镇、延绥镇，明朝则依靠“漕运补给”。明朝修建了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衣物等物资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再从北京通过陆路或内河运送到北境各重镇。《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中期，每年通过漕运运到北部边境的粮食就达200万石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布匹、兵器、药品等物资。为了保障漕运的畅通，明朝甚至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大量的驿站和卫所，配备专门的押运士兵，防止物资被劫掠或丢失。

除了屯田和漕运，明朝还推行“商屯”作为辅助。所谓商屯，就是让商人到边境地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然后将粮食交给当地卫所，卫所则给商人发放“盐引”（就是食盐经营许可证），商人凭借盐引到内地贩卖食盐，赚取利润。这种方式，既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又补充了边境的粮食供应，形成了双赢局面。

当然，明朝能守住北境防线两百余年，除了军事层面的防御体系，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因素，那就是“羁縻安抚”。明朝的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单纯的军事防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边境威胁，只有通过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蒙古各部，通过经济手段安抚蒙古民众，才能实现更长久的和平。于是，明朝利用由于蒙古部落彼此纷争不断的契机对他们进行了分化瓦解，对实力较强的部落，比如瓦剌、鞑靼，采取“大棒”（讨伐）政策，削弱其势力。对实力较弱、愿意归附的部落，比如朵颜三卫、兀良哈三卫，就采取“蜜糖”（册封赏赐、开放互市）的政策，拉拢其归附，让其成为明朝北境的缓冲地带。

比如，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多次率军入侵明朝北境，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明朝虽然多次派兵抵抗，但始终无法彻底击败俺答汗。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边境十一处互市场所，允许汉蒙民众自由贸易：

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金印、冠服，开放大同、宣府、延绥等十一处互市，汉蒙民众可自由贸易，不许官兵刁难，若有劫掠之事，双方共同处置——《明实录·穆宗实录》卷五十六

隆庆和议之后，明朝与蒙古土默特部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局面，俺答汗主动约束自己的部落，不再入侵明朝北境，同时还帮助明朝防御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据《明史·方逢时传》记载，隆庆和议之后，“边境无大战事，汉蒙民众互通有无，牛羊遍野，商旅云集，一派太平景象”。

总之，九边重镇也好、烽燧传警也好、屯田养兵也好、羁縻安抚也好，终归都只是御敌的手段而已。大明帝国真正的防线，从来都是自身的国力根基，那就是内政稳固、国势强盛，这样外敌才始终不敢觊觎中原。可到了明末，帝国千疮百孔、国力倾颓的时候，纵使你有再多再完善的边防旧制，也无半分阻敌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