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2岁担任李宗仁秘书，80岁成副国级干部，女儿是著名影星

1908年，广西宾阳的一户普通人家添了个男娃，父母给他取名叫“思安”，盼着这个孩子往后能一直平平安安。

谁也没想到，这个叫做程思安的农民的孩子，后来会改名叫“思远”，一路从桂系军营的文书，走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见证祖国的百年变迁。

程思远家里条件差，他先是读了几年私塾，虽然认了些字，但是不久之后就因为凑不齐学费，放下书本去山坡上放牛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真正放弃学习。别的孩子只顾着追跑打闹，他却总是怀里揣着破旧的课本，牛在一旁吃草，他就坐在地上认字，看课文。赶上下雨天的时候，他就把书紧紧护在怀里，生怕打湿了。

他十几岁那年，镇上突然开始传“要变天”的消息，还有人总说“皇帝要没了”。程思远听着这些新鲜事，心里也难免犯了嘀咕：国家都不安稳了，自己一个小老百姓，哪有什么“安”？

想着想着，他就忽然想到，自己不如改名叫“思远”，把眼光放长远。从这以后，“程思远”这个名字，就陪着他走了一辈子。

1926年，北伐战争的消息传到了广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也就是后来人称“钢七军”的部队，路过宾阳县时，在关帝庙前贴了张告示，要招4个文书。

那时候能在军队里当文书，就算是“吃公家饭”了，一百多个年轻人挤破头想报名，程思远也揣着自己写的字，跟着去了。

考试那天，他看着周围人要么穿着体面的长衫，要么拿着精致的毛笔，心里也没慌，这些年在牛背上练的字，在破课本上学的文章，可不是白搭的。他拿起笔，把自己看到的家乡苦、心里的救国志，都写进了文章里。

放榜的时候，他挤在人群最前面看，只见“程思远”3个字排在第一个。就这么着，18岁的他告别了父母，背着简单的行李，跟着“钢七军”踏上了北伐路，这一去，就彻底脱离了“放牛娃”的生活。

刚进军队的时候，程思远没少遭罪。他白天要跟着部队行军，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得趴在油灯下面誊写文件、整理函电，有时候实在是太晚了，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可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不管是抄文件还是整理军务，都做得一丝不苟。没过多久，他的认真就被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就是李宗仁。

1930年，李宗仁把程思远调到自己身边当机要秘书。那时候李宗仁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新桂系的核心人物，身边不缺能人，但程思远有个本事：李宗仁口授函电内容，他听一遍就能记下来，拿起笔一挥而就，不用修改第二遍。

有时候李宗仁临时改主意，加几句内容，他也能顺顺当当地补进去，从没出过差错。李宗仁常跟身边人说：“思远这小子，踏实、脑子灵，是个可用之才。”

那时候的新桂系，在民国四大军阀里势头最盛。跟其他军阀不一样，新桂系特别看重“教育”，军官大多是军校毕业的，部队纪律严、训练苦，战斗力也强。

程思远跟着李宗仁，不仅做文书工作，还跟着学军务、学战略，慢慢摸透了桂系的运作。后来白崇禧见他能干，也把他借到自己身边当秘书。

那段时间，程思远一会儿跟着李宗仁处理政务，一会儿跟着白崇禧协调军务，在桂系里渐渐有了名气，成了核心幕僚之一。

1934年，李宗仁觉得程思远是个可塑之才，不能只局限在桂系的圈子里，就出钱送他去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系留学。

那时候程思远的大女儿程月如刚出生没多久，妻子蒋秀华抱着孩子送他到码头，他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是咬牙上了船。他知道，这次留学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不管是为了桂系，还是为了国家。

在意大利的那几年，程思远完全没闲着。他不仅啃下了政治学的课程，还趁着假期的时间去游历欧洲，去法国、德国等地看西洋国家的景象，也看人家的政治制度。

那时候，中国的旅欧华侨里，有不少人都在搞抗日宣传，程思远也跟着参加各种活动，跟大家一起喊“抗日救国”的口号。

他心里清楚，不管自己在国外学到多少东西，最终肯定还是要回到祖国的，要是国家没了，学再多东西都没用。

1937年7月6日，程思远通过答辩，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可还没等他庆祝，第2天就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日本鬼子全面侵华了。他再也坐不住了，收拾行李就往回赶，坐船、转火车，一路颠簸，终于在当年秋天回到了中国。

刚刚回国，他就见到了准备北上抗日的李宗仁。那时候，李宗仁已经是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了。李宗仁拍着程思远的肩膀说：“思远，回来就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随后，就让他去南京，跟着白崇禧工作。就这样，程思远又回到了桂系的核心圈层，只不过这次，他面对的不是军阀内斗，而是民族存亡的大考验。

1938年，程思远跟着白崇禧去了徐州，亲历了台儿庄战役。那时候，战场上炮火连天，他白天帮着整理军情、传递命令，晚上就和士兵们挤在战壕里。听着远处的枪声，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台儿庄战役打赢的时候，程思远跟着战士们一起欢呼，脸上满是泪水，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也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

整个抗战期间，程思远跟着白崇禧跑遍了桂林、武汉、重庆等地，不仅做机要工作，还主动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军。他拿着自己的博士文凭，跟年轻人说：“现在国家有难，咱们读书人不能躲在后面，要拿起枪，保卫家乡、保卫国家。”

在他的动员下，不少年轻人跟着他参了军，成了“钢七军”的新鲜血液。

到了1946年，程思远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又成了国民党中常委，不仅桂系看重他，连蒋介石都对他另眼相看。那时候的他，在国民党军政界里，也算是“大人物”了。

1948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新桂系趁机 “逼宫”。1949 年 1 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

在这场“逼宫”里，程思远没少出力，他跟着李宗仁、白崇禧跑前跑后，协调各方关系，成了关键的“穿针引线人”。

李宗仁上台后，立刻给毛主席发电报，说想和共产党和谈。程思远又以“私人秘书”的身份，忙着联络国共双方，希望能促成和平。

可他心里清楚，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就是个“傀儡”，真正的权力还在蒋介石手里，而且白崇禧一直想着“划江而治”，根本没真心想和谈。

果然，没过多久，和谈就黄了，解放军渡过长江，一路南下，“钢七军”的主力很快就被歼灭，新桂系彻底垮了。

1949年秋天，程思远看着眼前的局面，知道国民党没希望了。他辞去了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副秘书长的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香港。

那时候的香港，聚集了不少国民党的流亡官员，有人还想着“反攻大陆”，有人整天唉声叹气，程思远却没闲下来，他得先养活自己。

一开始，他凑了点钱，开了个养鸡场。每天天不亮就去喂鸡、打扫鸡舍，身上沾满了鸡粪味，跟以前在桂系里穿西装、坐汽车的日子，简直是天差地别。可他没觉得委屈，反而觉得踏实，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总比寄人篱下强。

没想到没过多久，一场大火把养鸡场烧了个精光，他的积蓄也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再想办法。好在他是政治学博士，又有几十年的从政经历，一家报社请他当专栏作家，每周写一篇时政评论。他拿起笔，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国家未来的思考，都写进了文章里。那些文章没有空话、套话，全是实在话，慢慢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在香港的日子里，程思远没断了和内地的联系。只要有从大陆来的朋友，他总会拉着人家问半天：“北京现在怎么样？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吗？”

他看着新中国慢慢稳定下来，心里渐渐有了个念头：也许自己还有机会为国家做些事。

1956年，一个朋友给他带来了个消息：北京方面想请他去谈谈，来去保密，不用办手续。程思远心里犯嘀咕：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可他又想，要是能为国家统一做些事，就算有风险也值得。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悄悄离开了香港，一路辗转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这次邀请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周总理见到他，笑着说：“思远同志，欢迎你回来。我们希望你能帮个忙，劝劝李宗仁先生，让他回来看看。”

程思远一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当即答应下来：“总理放心，我一定尽力。”

从那以后，程思远就成了“中间人”。

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里，他多次去北京，还去了瑞士，跟李宗仁反复沟通。李宗仁一开始还有顾虑，毕竟他是前国民党代总统，怕回来后没好果子吃。程思远就把自己在北京看到的、听到的都告诉李宗仁：“共产党是真心想让你回来，想让你为国家统一出份力。”

1965年7月，在程思远的陪同下，李宗仁夫妇从美国出发，经香港回到了北京。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还说：“李宗仁先生这辈子做对了两件事，一件是台儿庄战役，一件就是今天回来。”

程思远的功劳，也被大家看在眼里，有不少人都说他是“中国统一事业的关键一环”。

也是在这一年，毛主席接见了程思远和李宗仁。毛主席问程思远：“你有字吗？”程思远说没有。毛主席笑着说：

“古代有个韩愈，字退之。我给你取个字，叫‘近之’，从今往后，靠近共产党，怎么样？”

程思远赶紧点头致谢，“程近之”这个字，成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回到大陆后，程思远也没闲着。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祖国统一事业上。

他经常接待从台湾来的客人，跟他们聊大陆的发展，聊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不少台湾同胞被他的真诚打动，开始主动为两岸交流牵线搭桥。

1988年，80岁的程思远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了副国级干部；1993年，他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却生活得很简朴。他家住在一个老院子里，家具都是旧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书斋里摆满了书，每天早上他都会练会儿毛笔字，写的大多是自己对人生、对国家的感悟。

程思远的大女儿程月如，也就是后来的香港影星林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影后”。她凭借《金莲花》《不了情》等电影，7年内蝉联四届亚洲影后，红遍了全亚洲。可1964年，林黛因为事业压力和家庭矛盾，在香港的寓所里自杀了，年仅30岁。

女儿走后，程思远在《纪念特辑》里写了篇悼文，里面说：“我以骨肉至亲，悲痛尤难言宣。”他后来常跟人说，林黛的悲剧，就是因为她不懂得“退一步”。遇到事钻牛角尖，不肯妥协，最后才走上了绝路。

而“退一步”，也成了他立身处世的哲学。2005年7月28日，97岁的程思远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还拉着身边人的手说：

“一定要促成两岸统一，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国家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