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关了8个黄埔一期生，最终7人特赦，为何却有1人却被枪决？

说到黄埔军校，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所学校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性，更是有着“中国近代军将领摇篮”的称号。黄埔一期更是人才辈出，开国大将陈赓就是其中的一位。

不过，黄埔一期的学生中也不只有我党同志，还有许多人选择加入国民党。后来新中国成立，功德林中还关了8个黄埔一期生，不过，有的人最终获得特赦，有的人，却最终被执行枪决。这是怎么回事呢？

共产党优待俘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过，这可不是只靠宣传能宣传出来的，而是靠着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如今提起功德林这个敌方，肯定有不少人都会想到“战犯管理所”，但其实，它最早是个佛寺，后来才成了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管理所。

当时管理功德林的同志还跟身边的人打趣说：“咱们这别的不多，可黄埔的毕业生真是一抓一大把。”

这话可不是吹牛，光是黄埔一期生就关了8个。对于这些战犯，我党并没有将其当成“敌人”对待，反而十分宽厚，不打骂，不审讯，还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伙食甚至比工作人员还要好。

其实，组织上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想让他们认清过去的错误，好好改造，将来能够重新做人，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可就是这8个人里面，有7个都抓住了机会，剩下的那个，却始终都十分固执，最终被执行枪决。

这个人，就是邓子超。

1899年的冬天，赣南石城县的山坳里特别冷。龙岗乡珠湖塘村的邓家，添了个男娃，爹娘给取名“子超”，只盼他将来能比自家强，毕竟这家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活，连顿饱饭都难得。

村里人常说，邓子超打小就跟别的娃不一样，蹲在学堂门口听先生讲课，过耳就能背下来。爹娘咬着牙，找亲戚邻居东凑西借，总算把他送进了私塾，后来又考上了省立南昌中学。那时候的邓家，都觉得这娃将来准能光宗耀祖。

谁也没想到，改变邓子超命运的，是1924年的一张黄埔军校招生告示。

那会儿他刚从中学毕业，在南昌做学徒，听说广州办了所军校，专门培养能救国的军人，揣着仅有的几块大洋就动了身。千把人报名，最后只录了600多个，邓子超凭着扎实的文化底子和一股子韧劲，成了黄埔一期的学员。

在黄埔的日子，邓子超过得很拼。早上天不亮就出操，白天听周恩来主任讲政治课，晚上还跟着陈赓、左权这些同学一起琢磨战术。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救中国”的念头，1925年夏天，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谁能想到，短短两年后，他会跟这条路彻底决裂。

1927年春天，“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开始到处抓共产党人。邓子超没躲过去，被抓进了监狱，还被《大公报》误登了“已处决”的名单。

他在牢里待了半个多月，每天都怕下一秒就被拉去枪毙。后来不知怎么被保释出来，经人引荐见了蒋介石的部下。或许是怕死，或许是觉得跟着国民党才有出路，他递交了脱党申请，转头成了国民党的人。

这之后的十几年，邓子超跟着国民党南征北战，慢慢从排长升到了团长。真正让他出人头地的，是1938年的庐山保卫战。那会儿他任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团长，手里就千把号人，却要守着庐山这块战略要地。

日军两个旅团轮番进攻，飞机大炮炸得山都在抖，邓子超没退。他带着战士们躲在山洞里，趁夜里摸下山去偷袭日军阵地，有时候一晚上要冲好几次，不少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没了。

这场仗打了小半年，最后主力部队安全撤退，邓子超的团也只剩500多人。蒋介石专门给他发了嘉奖电报，说他“忠勇可嘉”，还把他调到皖南驻防。

可鲜少有人知道，后来他还奉命围剿过新四军，上面有命令，他不敢不从，可夜里想起庐山保卫战里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也会闷头抽半天烟。这种矛盾，几乎是那会儿国民党将领的通病。

抗战胜利后，邓子超升了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事，听起来是个官，其实就是帮着协调地方军务。

1946年内战打响，他看着国民党的部队打一仗败一仗，心里也发慌。1949年4月，南昌眼看要解放，上面让他把城里的军火运到吉安，他亲自押着卡车队走了几天几夜，临走前还把老婆孩子送到了赣州的亲戚家。

等解放军的红旗插上南昌城头时，他正躲在赣州的小院子里，连门都不敢出，每天就听收音机里播的新闻，盼着蒋介石能派飞机来接他。

可他等不来飞机，只等来1950年冬天的一群解放军。那天他刚起床，就听见院门外有动静，开门一看，几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门口，只说了句“邓子超，跟我们走”，他就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被关进功德林后，邓子超成了管教干部眼里“最难啃的硬骨头”。别的战犯就算一开始不服，慢慢也会听听课、干点活。他倒好，私下里藏着自制的铁钩和绳索，夜里偷偷在墙角挖土，想挖条地道逃出去，没几天就被发现了。

管教找他谈心，说：“新中国都成立了，蒋介石回不来了，你好好改造，将来还能回家”，他却梗着脖子喊：“我校长（蒋介石）肯定会来救我！你们别想让我低头！”

更严重的是1951年1月初，政治教育课上，老师讲解放战争的形势，邓子超突然站起来跟老师吵，管教过来劝，他急了眼，抬手就把人推倒在地，还踹了一脚。

这下彻底触了底线，没过多久，法院就来提审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他因为组织越狱、伤害管教人员，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管教干部最后一次见他，问他还有没有要交代的，他沉默了半天，只说了句“要是当年没脱党，会不会不一样”，可没人回答他。

1951年1月的一天，枪声在刑场上响了，52岁的邓子超，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反观另外7位“回头是岸”的将军，都在经过改造之后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

首先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他是1949年1月在陈官庄被俘的，起初他的心里全都是绝望，觉得自己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肯定没有活路，甚至还偷偷藏了药片想自杀。不过最后还是被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发现了。

他没想到，功德林的生活竟然还安稳了不少，常年的战乱让他患上了胃溃疡、脊椎炎等疾病，之前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只顾自己，哪里顾得上让他养伤？到了功德林之后，组织上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医护人员帮他调理身体。

那时候物资紧张，工作人员都只能吃些稀饭咸菜，可杜聿明却每天都能喝上牛奶。他病重的时候，周总理还特意批示：“要尽全力治，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

这份待遇让杜聿明彻底折服。他开始主动写反思，把自己在解放战争里的指挥失误一条一条分析，还帮着其他战犯学习。

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杜聿明是第一个拿到特赦令的，当时陈赓大将还专门去接他，两人是黄埔同学，见面时杜聿明红了眼：“我对人民犯了这么大错，党还能给我机会，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特赦后，他参与了全国政协的工作，还研究国防建设，1981年去世时，临终前还嘱咐家人：“要跟着党走，别给国家添麻烦。”

还有宋希濂。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1924年考黄埔时才18岁，是一期里最年轻的学员之一，因为聪明机灵，很受蒋介石喜欢。

抗日时他打武汉保卫战，带着部队跟日军拼了几天几夜，胳膊被打穿了都没下火线；可到了解放战争，他跟着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12月在大渡河畔被围，最后成了俘虏。

刚进功德林时，宋希濂话不多，总躲在角落里看书。直到有次陈赓来看他，两人聊起黄埔时的日子，陈赓说：“当年咱们一起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吗？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你咋还揪着过去不放？”正是这话点醒了宋希濂。

从那以后，他开始积极改造，还主动给年轻的战犯讲抗日故事，劝他们“别再惦记蒋介石了，好好改造才是正道”。

1959年特赦后，他当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会委员，专门整理黄埔军校和抗日战争的史料。后来他去美国定居，但每年都会回国看看，1993年去世前，他还特意嘱咐家人：“把我的骨灰带回祖国，葬在南京，我想看看当年我保卫过的地方。”

有特赦早的，自然也有被特赦晚的，黄维就是其中被特赦晚的。

他是江西贵溪人，在国民党里是陈诚的“嫡系干将”，打仗有股子轴劲，人送外号“书呆子将军”。这可不是说他傻，是他认死理，总觉得“我打仗是为了国家，没做错”。

1948年淮海战役双堆集之战，他跟杜聿明一起被俘，进了功德林后，头几年几乎不说话，有人劝他改造，他就梗着脖子说：“我是打输了，不是做错了，改什么？”

可组织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1952年的时候，黄维的肺结核突然恶化，出现了全身水肿、呼吸困难的情况，病得床都下不了。当时特效药可不好找，周总理特意让人从香港采购，还专门安排了两名专职医护人员守着他。

那段时间，医护人员每天给他擦身、喂药，连他自己都感慨：“在国民党那边，我生病时蒋介石都没这么上心。”

慢慢的，黄维的态度软了。

他开始跟着读报纸，看新中国建设的新闻，有次国庆节看到管理所组织看游行，老百姓举着红旗欢呼，他偷偷抹了眼泪：“原来这才是老百姓想要的日子，我以前真是糊涂。”从那以后，他不仅主动劳动，还研究起了“永动机”，虽然没成功，但这份踏实劲让大家都对他改观。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黄维已经71岁了，特赦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去解放军的指挥室看看，看到简陋的桌椅和墙上的地图，他叹了口气：“国民党有那么好的装备都输了，输在不接地气啊。”

晚年，黄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专门研究国民革命军历史，1989年去世时，家里还放着当年治疗肺结核时的病历。

其实说到底，这几位都曾是当年的“精英”，抗日的时候也确实为国家打过仗、流过血，可因为解放战争时的选择成了战犯。我党给了他们同样的改造机会，邓子超却始终顽固不化，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件事也再次证明，一个人，不管有多强的能力、多辉煌的过去，如果明明知道自己走错了路还不知悔改，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