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5年度业务汇报会（二）

2月7日，汇报会精彩继续。

本年度舟山史前盐业遗址群的发掘和研究稳步推进，为探索浙江沿海地区史前海洋资源利用模式提供了了更多细节。朱雪菲介绍了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庵跟岙遗址、岱山县高亭镇姚家湾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两遗址均地处于岛屿内部山前坐北朝南的岙口地形，在良渚文化时期均为濒海环境。

图1-1朱雪菲汇报舟山史前盐业遗址考古发掘

金塘庵跟岙遗址因配合甬舟高铁建设于2023年发现，随后开展了连续发掘。本年度进一步明确了制盐土台的堆筑过程，揭露出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制盐工作面，部残存盐灶灶底13处，个别灶底显示出盐灶的修补与重复利用现象。岱山姚家湾遗址发现于2022年，已开展多年连续发掘。本年度揭露出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制盐工作面，包括与盐灶相关的三火塘灶底，与煎盐器具相关的煎盐盘堆烧区、煎盐盘废弃堆积、作为掺合料的蜃灰制作区，与卤水相关的盐泥（或制盐陶器泥料）堆放区以及一处大型的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的坑池类遗迹，构成了系列工艺流程。部分区域还发现了更早阶段的工作面，但尚未确认同期盐灶，或为其后工作面的准备阶段遗存。遗址还发现了与大榭遗址类似的割口钵。

图1-2 庵跟岙、姚家湾遗址地理位置图

舟山史前盐业遗址群的发掘，将我国海盐生产历史上溯至距今约4800年前，展现了东南沿海先民认识和开发特殊海洋资源的技术和能力。遗址群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同一时期的制盐遗存面貌同一性高，具有规模化、集群式生产的特征，呈现出以盐业经济为依托的特殊海岛文化面貌，与同时期陆地文化有显著区别。

图1-3 较晚阶段制盐活动面模拟复原图

江分南北，商接两周。钱塘江南北两岸的吴兴、余姚、绍兴等地均确认了成群分布的商周时期聚落，有位于太湖南岸的毘山、西山东、朱家兜遗址群，有沿姚江河谷分布的江桥头、鹰山、魏家桥、青鸟湾遗址群，有地处会稽山北麓、以亭山为中心的南山、木栅桥、外山、坝口遗址群。聚落功能区丰富，既有毘山遗址高等级建筑基址和大规模环濠，也有众多的普通居址、水井、水稻田等生活、生产遗迹，还在坝口遗址揭露出一处意义重大的越国冶炼地点。毘山、南山等长期开展工作的遗址“以老带新”，从聚落考古视野出发，以调查勘探先行确认遗址分布，以基建考古为契机揭露聚落功能分区，以主动性发掘深入探索聚落演进全貌，极大拓展了对马桥、毘山（后马桥）、越文化内涵的认识。

闫凯凯介绍了毘山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毘山遗址位于湖州市吴兴区湖东街道毗山村, 地处东苕溪下游，北距太湖约8公里，遗址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遗存主体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和夏商时期。

图2-1闫凯凯汇报吴兴毘山遗址考古发掘

本年度对山东头、邢家兜等地点进行了重新勘探，重新梳理了水系的分布及其与文化堆积、堆土范围的关系，环濠规模超出原先勘探的认识。勘探确认聚落布局存在至少一次重大变化，新石器时代古河道主要分布于山前一带，青铜时代主干河道移至外围，居住生活区域大为拓展。水系的年代和分布愈加清晰，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聚落变迁研究。

图2-2 毘山遗址2025年勘探总平面图

本年度发掘地点分别位于麻雀田和山东头。继续揭露麻雀田地点基址群1高台部分及其外围，确认了基址10的分布范围以及G20的西界，新发现了基址4、5、12。目前基址群1布局结构基本完整，小区域聚落变迁轨迹得到确认，主要建筑至少经历了三次变迁。

图2-3 毘山遗址基址群1外围遗迹分布图

为了解山东头地点文化堆积的性质和年代、壕沟走向以及是否存在水门，在该地点布设探沟1条，揭露出良渚文化土台、灰坑，马桥文化基槽、灰坑；还发现毘山（后马桥）文化灰坑18处，灰坑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分南北两个集中分布区，可能为建筑基础。山东头地点发现年代明确的良渚文化晚期后段堆积，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良渚文化与钱山漾文化的年代和分界。马桥—毘山文化灰坑集中发现，说明该处可能存在特定功能。

费晔介绍了鹰山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鹰山遗址位于余姚市马渚镇沿山村南宋村南、谢家村西，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2024年8月至今，对遗址东部青山港建设所涉区域进行考古发掘，以横江为界分为南、北发掘区。

图3-1 费晔汇报余姚鹰山遗址考古发掘

马桥文化时期聚落位于西侧的河边高地之上，典型遗迹如水井H32，四周以削尖的木桩和厚薄均匀的木板围合，可能起到加固井壁、净化水质的作用。该时期地层和遗迹中，发现较多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陶片相混杂的现象，可能处于广富林文化至马桥文化过渡阶段。两周时期，东侧古河道逐渐淤积，聚落拓展至整个北区，典型遗迹如G52，为西南—东北向的灰沟，出土原始瓷器、石器等。汉—六朝时期，北区遗迹丰富，发现大量柱洞以及砖井6口，南区则发现同时期等距分布的疑似灌溉沟渠7条，据此推测该时期北区为居住生活区，南区为农业生产区。

图3-2 鹰山遗址北区航拍图

发掘工作基本明确了鹰山遗址东缘的聚落布局，该区域自广富林文化时期即长期有人类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余姚西北青山港沿线及其周边是东周时期聚落的集中分布区域，以鹰山遗址面积最大，结合出土的青铜鼎足等遗物，判断该聚落可能是这一阶段余姚西北的一处中心聚落。

冯向源介绍了木栅桥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木栅桥遗址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黄贤村，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2024年起对遗址西部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以中部河道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独立的黄土台。

图4-1 冯向源汇报绍兴木栅桥遗址考古发掘

北区黄土台主体年代为商时期，共清理灰坑65个、灰沟15条、柱洞1157个。遗迹分布较有规律，中部存在多组规律分布的柱网结构，整体方向为东北—西南向。黄土台东北部柱洞较少，但发现数个大型灰坑，部分出土木板、木梯，应作为水井使用。遗迹出土器物主要为夹砂陶鼎、泥质陶罐、豆、钵、盆、印纹硬陶罐、刻槽盆、原始瓷豆、罐、三足盘等。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石制品，以石锛原料、毛坯和半成品为大宗。

图4-2 木栅桥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南区黄土台主体年代为战国，共清理灰坑63个、灰沟18条、柱洞600个。G28周边分布1-3排柱洞，可能组成某种建筑设施。取样分析显示被柱洞群打破的文化层内稻属扇形植硅体含量较高，说明南区存在由居住区至水稻田的功能性转变。

木栅桥遗址是绍兴首次发现并发掘的大规模商时期遗址，丰富了东周时期越国崛起前的历史背景。多组规律分布的柱网结构、完整的陶器群以及大量石制品反映的整套生产流程，对于研究商时期聚落形态、建筑方式和生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罗烁斌介绍了魏家桥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魏家桥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魏家桥村西北，遗址西部存在一处古水域，目前已揭露遗迹均集中于古水域附近，年代以东周、唐宋时期为主，在第⑩层泥炭层之下，也发现疑似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目前尚未完全揭露和确认。东周时期遗迹主要为灰坑，典型灰坑有：H10，底部有2根横木和6根木桩，出土少量红陶、印纹硬陶片；H15，坑内填土分2层，出土少量红陶、灰陶、原始瓷、硬纹硬陶片遗迹树叶、碎木等；H9，坑底发现保存较好的铜鎒1件；H14，坑内出土铜带钩1件。唐宋时期遗迹主要为1条灰沟，沟内既有较丰富的唐—五代、北宋早期瓷片，又有少量六朝、南宋瓷片，据此推测遗址年代跨度较长，只是上层受到后期破坏，未发现与沟内堆积相对应的部分文化层。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

图5-1 罗烁斌汇报余姚魏家桥遗址考古发掘

图5-2 魏家桥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罗烁斌也分享了赴福建平潭参加第十期全国水下考古培训班的经历和心得。水下考古培训分为潜水理论与技术培训、水下考古实习两个部分，实操了水下测绘、摄影、文物采集等项目。通过水下实操，他深刻认识到水下考古的专业性和严肃性，既要坚持安全至上原则，始终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作业，也要格外重视团队协作，与潜伴相互照应。经过三个月的水下考古培训，他深感水下工作的独特魅力，也充分认识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对未来的水下考古工作充满期待。

图5-3 罗烁斌与潜伴

姜富胜介绍了青鸟湾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青鸟湾遗址位于余姚市丈亭镇长乐北路东侧，地处姚江谷地河谷平原区北缘，距离鲻山遗址约1.2公里。遗址目前确认了河姆渡文化四期、马桥文化、六朝、宋元、明清时期文化层，早期文化遗迹的揭露尚有待后续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发现的主要遗迹有宋代水井2座、埠头1处。

图6-1 姜富胜汇报余姚青鸟湾遗址考古发掘

图6-2 青鸟湾遗址航拍图

张娟介绍了外山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外山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遗址东侧为外山，南侧为龙山，西南为亭山。文化堆积主体年代为两周时期，共揭露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灰坑62个、灰沟11条、柱洞286个，主要集中在发掘区东西两侧地势较高的区域。

图7-1 张娟汇报绍兴外山遗址考古发掘

西周遗迹仅发现灰坑。典型灰坑如H33和H48，开口于⑧层下，打破⑩层，均较浅，出土饰回字纹、方格纹、折线纹的印纹硬陶片，另有零星夹砂陶，H48还出土一块修整过的木材和一截木棍。西周典型器物以豆、盂、碗、小罐等原始瓷器为主，流行纹饰有戳印篦点和“S”形纹，器底还发现大量刻画符号。

图7-2 外山遗址地理位置图

图7-3 外山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东周遗迹以灰坑、灰沟为主，典型灰坑如H59，坑底、坑壁发现树皮、树枝、竹子等有机质材料；H64清理出较完整的烧结块，可能与用火活动相关。在地势较高的东西两侧发现柱洞群4组，还在地势较高区域和低洼地区的交界处发现一组排列整齐的垫板柱坑，或与堤岸建筑及其设施相关。遗物中有若干青铜器，如各类青铜削刀、铜刃套、戈型器、箭镞等。

本年度的发掘初步明确了外山遗址聚落空间布局及其历时性变化，建立起自西周晚期至东周的连续年代序列，衔接起绍兴地区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至东周时期的年代缺环，为该区域两周之际的文化演进与历史变迁提供了关键节点证据。

游晓蕾介绍了坝口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坝口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坝口村南部，系一处东周时期聚落，地处山间盆地垭口位置，西侧为华顺江，东侧为龙梅山，遗址周边还存在胜利山石室土墩墓群、东堡窑址、裘家岭水坝等遗址。前期勘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

图8-1 游晓蕾汇报绍兴坝口遗址考古发掘

本年度已揭露遗迹主要为灰坑、灰沟等，分布于发掘区东北部、中部和南部，出土遗物除陶片外，还夹杂有烧土块、石块、碳屑、炼渣等。部分灰坑、灰沟底部铺垫植物茎杆，与大湖头遗址类似。其中一处典型灰坑H5，内外和底部均有树立或平置的木桩，其中一根木桩附近发现残石范，灰坑中部上层出土炼渣、炉壁烧土残块，底部植物铺垫层也出土炼渣、炭屑。发掘区③层下发现较多柱洞，部分柱洞底部残存木桩、植物茎杆。④层下发现排列整齐的木桩以及疑似与建筑相关的堆积面，也有疑似水井等遗迹，尚有待后续发掘工作确认。出土遗物主要有泥质或印纹硬陶甑、罐、盘、纺轮、原始瓷豆、碗、盘、杯、器盖等，铜器有环、带钩、箭镞、铚、刃套、刮刻一体刀等，也发现套接于木料外的铅锡构件，以及浇口铜、条形铜块、高锡青铜块、陶范、石范等冶铸遗物。同时，科技检测证实包裹铜块的冶铜渣为冰铜，据此识别出坩埚壁残片等遗物。

图8-2 坝口遗址地理位置图（据历史卫星影像）

图8-3 坝口遗址灰坑出土炼渣、炉壁残块等

坝口遗址发现了炼渣、炉壁残块、坩埚壁残片、陶范、石范、浇口铜等与冶铸相关的标志性遗物，且有一定分布范围，结合检测分析，揭示了这是一处以冶铜为主的越国冶铸遗址，存在明确的冰铜冶炼流程以及配制合金、浇铸等生产活动，反映了较为灵活的冶、铸一体生产模式，是越国冶铸技术和都城冶金生产体系的重要实证。坝口遗址也是浙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基于矿石的冶铜遗址，显著拓宽了对东南地区铜矿冶生产地域分布的认识。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当有更多深入认识。

图8-4 坝口遗址出土铜器

徐新民介绍了南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南山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南山村，地处亭山以东。

图9-1 徐新民汇报绍兴南山遗址考古发掘

图9-2 南山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自2020年至2025年12月发掘结束，共发现黄土台地5处、房址6座、柱洞2000余个、水井18口、灰坑2296处、灰沟327条、古河道4条、河道护坡4处，基本明确聚落功能区分布：聚落整体以2条河道为界，分为多个功能区，南区、中区之间有通道贯通，中区河岸建有小型船坞并筑护坡。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地东西两侧临河并筑护坡，台地内部以规模不等的东西向或南北向灰沟为界，分成若干小区块，小区块内发现房址、柱洞、水井、灰坑等众多遗迹，为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单元或功能性场所。不同种类青铜器、炉渣的出土位置不同，显示出发掘区东西两侧存在不同功能。聚落功能区的划分和布局，可能是东周时期越国适应沼泽环境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图9-3 南山遗址出土铜带钩

图9-4 南山遗址出土木器

南山遗址的发掘，揭示出有序的聚落布局，出土了丰富的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动植物遗存，尤其是青铜礼乐器等重要遗物，显示南山遗址为越国核心区域内的中心聚落之一。南山遗址的发掘成果，为全方位了解越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业经济、交通贸易以及越国先民物质、精神生活等情况打开了窗口，是深入认知东周时期越国面貌的基础。遗址发掘已告一段落，后续将积极开展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遗址所处的亭山遗址群是越国核心区的重要遗址群之一，仍是未来浙江越国考古的重点所在。

本年度汉唐宋元时期田野工作主要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在衢州龙游、湖州、杭州临安、嘉兴等地区集中发现了一大批重点遗址，多呈现年代跨度大、遗存丰富的特点。尤其是基于同一古代城市的多点式发掘，使我们能够超越对单个遗迹点的孤立认识，转向探讨城市空间演变与历史层累积淀的宏观视角。

范畴汇报了龙游地区考古工作新进展。2025年配合衢州龙游地区基本建设考古项目较多，清理了一批商周时期、汉至明清时期墓葬。

图10-1 范畴汇报龙游地区考古工作新进展

佛乡水库灵塘M25茔园结构相对完整，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盗扰严重，仅存少量壁砖，但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滴水等建筑构件，规格明显高于附近南山古村落M12。衢丽铁路项目地块揭示了一座明清时期龙窑，窑内遗物堆积以陶缸残片为主，该龙窑与烧砖的马蹄形窑共存，推测砖窑或即烧制龙窑窑砖。东华厂地块共清理墓葬79座，包括汉墓66座、西晋墓6座、唐墓1座、宋墓2座、明清墓4座，出土随葬品近千件（套），碎瓷片若干，其中汉墓尤为系统，主要为竖穴土坑墓，多长方形，形制规整，显示出统一规划倾向，其葬俗可分为单葬、合葬和族葬三种形式，单葬最为流行。

以上在龙游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尽管相对零碎，但初步勾勒了该区域长时段的文化发展序列，假以时日，必将进一步揭示本地区在更大历史格局中的互动与变迁过程。

此外，李晖达与时萧讨论了考古遗址命名的相关问题，指出要从学科角度出发，根据考古学文化属性、地理位置等为新发现的遗址定名，但在配合考古前置和基本建设过程中正式提交的工作报告、档案记录等，须尊重确定的地块编号及工程项目名称，确保工作闭环。

图10-2 龙游县东华街道东华厂地块遗迹分布图

杨瑞生汇报了吴兴张母岭墓群的考古发掘收获。墓群位于湖州市吴兴区滨湖街道，地处天目山余脉伸向北部平原的张母岭山体东侧的狭长坡地。3个区块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2座。

图11-1 杨瑞生汇报吴兴张母岭墓群考古发掘

43座六朝墓中明确为西晋墓的有2座，纪年墓BM24为“刀”型券顶砖室墓，可见墓壁砖长侧面有篆体“元康三年七日廿四”；AM5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前后室砖室墓，平面呈“吕”字形，由墓道、甬道、封门、前室、过道、后室组成，显示墓主应具较高身份地位；其余六朝墓可分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单室砖室墓、“船“型券顶砖室墓、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三种类型。宋墓5座，均为长方形砖室墓，包括双室合葬砖室墓1座、单室砖室墓3座、迁葬墓1座。明清墓14座，可分为长方形砖室墓、长方形浇浆墓以及长方形石室墓三种类型。墓葬历史上均遭盗扰，伴出随葬器物较少，有盘口壶、碗、锺、三足洗、铜镜等。

墓群内墓葬年代不一、跨度较大，以六朝墓葬数量最多，且出现西晋高等级墓葬实例AM5，为研究该地区早期社会变迁与六朝墓葬形制源流及葬制提供了关键坐标。

图11-2 吴兴张母岭墓群2025年发掘区块航拍图

田健汇报了德清仙人山遗址的发掘情况。遗址位于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宝塔山村仙人山东部的缓坡及山梁上，分为三个发掘区。北区以墓葬为主，中区以德清窑窑址为主，南区新石器遗物分布集中，发现两处良渚时期墓葬。共清理遗迹225处，其中窑址6处、墓葬153座。

图12-1 田健汇报德清仙人山遗址考古发掘

墓葬年代跨度较大。良渚墓葬2座，为南北向竖穴土坑或石坑墓，出土遗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未见玉器，其中M128随葬有石铲，但相应地层中出土的玉璧及弧形玉器暗示附近可能存在更高等级的墓葬遗存。汉墓仅1座，为带排水沟的南北向长方形砖室墓，随葬品共40件，多放置于墓室东部及南部，器物组合保存完整，包含陶罍、陶仓等陶器、瓷罐、铜钱、铁器、青铜剑环形剑首等。其余墓葬多为唐宋至明清墓。窑址保存情况较差，仅Y3残留较为完整结构。通过对Y3、Y4等窑炉堆积关系的分析，明确该窑区存在持续生产过程，Y4时代早于Y3。Y1、Y3、Y4烧制黑釉瓷罐较多，Y2、Y6烧制印纹硬陶多为红陶，技术特征与东汉时期窑业相近。

遗址中墓葬、窑址并存，为了解丧葬制度演变及早期窑业生产技术选择与组织方式等提供了翔实材料。良渚遗存的发现，更是将本区域的人类活动与文化序列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图12-2 德清仙人山遗址南区遗迹分布图

图12-3 德清仙人山遗址Y3与Y4烧制产品、窑具及烧制工艺

彭紫薇汇报了德清乾元古县衙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该遗址位于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县街与直街交叉口以北，前临余不溪，后枕百凉山。据文献记载，衙署建筑在历史上至少经历了宋、明清时期两次大规模重建。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影像上仍可见县衙大致布局。

图13-1 彭紫薇汇报德清乾元古县衙遗址考古发掘

目前已发现唐五代至明清时期各类建筑遗存20余处。唐五代时期道路与砖铺地面遗迹结构清晰，仅揭露局部。宋代遗存发现衙署中轴线上的道路及周边建筑遗迹等。道路为砖砌，周边保留大面积砖铺地面；道路L1两期基本叠压，其上还叠压有两道砖墙；L1打破L2，L2在二期被废弃。L1正北位置也保留大面积砖铺地面、天井、排水沟、水池等遗迹。明清及以后遗存遭建设活动破坏殆尽，主要为零散的柱顶石、砖墙、砖铺地等。出土遗物有碑、瓦当、筒瓦、兽头、蹲兽等，以及开元通宝、元丰通宝等钱币和粗陶、建盏、青瓷与青花碗等陶瓷器，惜多数已脱离原始地层。此外，局部区域还发现了汉六朝遗物，为追溯该地区建县之前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线索。

李晖达指出，遗址已初步呈现了唐宋时期古县衙的面貌，后续要适当进行解剖，厘清遗址内各地层的关系，明确不同时代古县衙的沿革与格局演变。同时要跳出将历史时期遗迹与文献记载对应的执着，抓住更早的线索，通过深入发掘追溯本地区建县之前的人类活动和文化面貌。未来遗址的考古工作将着重于进一步明确遗址时代分期、探寻更早时期遗存、界定遗址完整分布范围，同时重点寻找中轴线前端的相关建筑遗存。

图13-2 德清乾元古县衙遗址航拍图

图13-3 德清乾元古县衙遗址宋代道路等遗迹分布图

刘倩汇报了临安岳庙前墓地的发掘情况，系配合杭州市临安区锦北单元建设工程开展的考古工作，在锦墅街东、西两个地块共清理汉至明清墓葬115座，出土和采集遗物总计约231件（套），因两地块分布区域一致、墓葬文化面貌相近，统一命名“岳庙前墓地”。

图14-1 刘倩汇报临安岳庙前墓地考古发掘

锦墅街西地块内汉六朝墓20座，组葬特征明显，均为砖室墓；晚唐五代墓16座，分组成排排布，均为砖室墓，部分砖有“大中元年”、“大中十年”等铭文，出土少量白瓷盘、铜钱等；宋墓2座，M5墓园呈三级台地，保留砖砌拜坛、方形环墉等结构，墓室为长方形石椁石板顶墓，未见随葬品；明清墓11座，主要为砖室墓，多迁葬，出土少量青花碗、铜钱等遗物。锦墅街东地块内汉墓12座，规整分列排布，墓葬包含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类型，出土陶罐、釉陶壶及铁剑等遗物；南朝墓1座，为长方形单室砖墓；晚唐五代墓5座，西区4座中晚唐墓葬呈东西一行排列，为蝉形双耳单室券顶墓，东区1座晚唐五代墓为长墓道单室小砖券顶墓；宋墓4座，M30为单室砖墓，其他均为双室夫妻合葬墓；明清墓44座，为土坑墓或单室、双室、三室砖墓。两个地块墓葬保存程度略有不同，根据地势地貌推测属于两个不同的山头。

从墓葬本身出发，刘倩还探讨了与之相关的城市历史变迁、社会重组过程及宗族脉络发展等内容，多角度地加深了对墓群的认知。岳庙前墓葬年代序列完整、分布密集且存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是探讨该区域历史时期城市空间拓展、社会结构变迁及丧葬制度演变的珍贵材料。

图14-2 临安岳庙前墓地汉至宋墓中墓砖所见铭文

刘青彬汇报了临安衣锦城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2025年主要发掘衣锦城东城墙遗迹，并对衣锦城北城墙、朗山塔开展了调查勘探工作。

图15-1 刘青彬汇报临安衣锦城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

发掘揭露了衣锦城东城墙、护城河、排水沟等遗迹。东城墙基础揭露长度约135米，结构明确，基础外侧包边为大块扁长体卵石砌筑，内侧包边北端为砖砌，南端为卵石砌筑。砖砌包边应当是衣锦城建造之初垒砌，南端包边石则有可能是修葺补筑而成。解剖确定东城墙建造于河漫滩之上。排水沟主沟G1与城墙走势一致，G2-G6均为东西向平行分布，并均与G1相通，G1在北部随城墙包边砖拐折，尽头处与G7相接，向北显露排水涵洞。这一拐折区域可能是衣锦城东门迎恩门的南侧墩台。北城墙的勘探表明其依山势修筑，在修整山坡的基础上起夯土、包石边，并挖夯土基槽砌筑多层砖墙，且吴越国城墙之上存在后期修筑现象。城墙与排水系统所展现的营造技艺精湛，生动展示了衣锦城为适应河流冲击区域所采取的高超营建智慧与系统性防灾规划。

经勘探确认郎山塔塔基为多边形，乃利用原山体地形凿岩建造，修整原生覆土取平后铺砖。地层堆积清晰反映了朗山塔兴建、废用至坍圮的历史过程。目前基本确定塔基所在的位置，其范围和具体平面结构还需进一步工作予以明确。

本年度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明确了衣锦城城墙的具体走向与附属结构，细化了衣锦城筑造和结构布局的认识，初步掌握了郎山塔的基本信息，是开展吴越国文化系统研究的重点材料。

图15-2 临安衣锦城东城墙遗址航拍图

图15-3 临安衣锦城北城墙结构复原图

张艺璇汇报了嘉兴冷仙亭东遗址的发掘情况。本年度配合嘉兴罗城东北角的秀州中学地块建设，对冷仙亭东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西侧现为嘉兴市文保单位冷仙亭，该区域历史上为玄妙观所在。

图16-1 张艺璇汇报嘉兴冷仙亭东遗址考古发掘

先秦时期地层中出土盖弓帽、柲冒、箭镞与戈等青铜兵器与车马器。隋唐时期遗迹以墓葬为主，均为竖穴土坑墓，受破坏严重，其中M2、M3、M5保留有成年个体人骨，随葬品主要有饰玳瑁的铜带銙、铜盆、铜镜、青瓷水盂等。除墓葬外，还发现一组互相打破的井与沟（J3→G3→J5），其中J5为放射状砖井，底部铺砖8块。明清时期水池遗迹下部有地钉扎入淤泥之中，其上以条石、砖垒砌，出土了栏板、望柱等石质建筑构件和鹭鸟纹等青花瓷器，或为玄妙观附属水池；F1叠压于C1之上，残存北、东两侧墙基和骨灰坛若干，可能为冷仙亭的附属存放骨灰的简易建筑。

冷仙亭东遗址出土的早期青铜器在嘉兴地区较为少见，晚期遗存中亦辨识出与文献记载相符的冷仙亭等相关线索。遗址整体年代跨度较大，生动展现了嘉兴古城的动态变迁，与周边遗址共同丰富了我们对嘉兴古城历史发展序列与文化内涵的认识。

罗汝鹏在指出，该地块早期用作墓地，而现在水资源丰富，地下水位较高，这极可能表明自然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未来可将城市环境变迁等纳入研究视野。

图16-2 嘉兴冷仙亭东遗址遗迹分布图

图16-3 嘉兴冷仙亭东遗址隋唐墓M5航拍图

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甄强汇报了嘉兴杉青闸遗址2025年度考古发掘的收获。杉青闸遗址位于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三面环水，东依大运河。本次发掘共清理唐宋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58处，其中古河道2条、墓葬13座、水井18口；出土遗物丰富，收集小件标本超600件，以瓷器为大宗。

图17-1 甄强汇报嘉兴杉青闸遗址考古发掘

古河道遗迹由G2与G5共同组成，G2底部与河岸两侧均发现木桩，河道在汇入G5前两侧对称收窄，收窄处有木桩，类似小型闸口。G2使用年代应处于宋明时期，废弃年代不晚于明代中期，清末至民国时期又恢复利用；G5形成年代不早于G2，与之长期共存，但废弃时间应略早。根据河道走向，推断G5东接苏州塘，将运河之水引入G2。明清之际的水井遗存较多，均为土井，口大底小者较多，井内出土遗物以各类汲水器为主，有韩瓶、盘口罐等，J6内还出土一件“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瓷碗。清代中晚期遗迹以墓葬较多，均为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两个墓地，墓葬并排密集分布，墓向一致，墓内置梯形木棺一具，可辨别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墓内随葬品较少。

杉青闸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该区域在宋元至明清的地貌变迁、人类活动与功能布局，所发现的大型古河道很可能是杉青闸水利工程的附属设施和嘉兴古城河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古代运河和水利系统的兴衰与历史变迁。

图17-2 嘉兴杉青闸遗址古河道G2、G5遗迹关系图

周珂帆汇报了嘉兴东塔寺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东塔寺遗址位于嘉兴老城以东约2.1公里，此前连续工作已揭露东塔寺的指南桥、塔基、水池及主体殿阁等遗迹，2025年基本完成河道以内寺院遗址的发掘工作。

图18-1 周珂帆汇报嘉兴东塔寺遗址考古发掘

寺院中轴线以东发现多座早期墓葬，均位于一处高地上，汉六朝墓有土墩墓、砖室墓两种，唐墓均为砖室墓；至北宋建寺时，高地周围低洼处被填平，形成寺院始建平面。近代碉堡北侧发现早期建筑遗迹F3，建筑西侧、北侧边界清晰，推测为面阔三间。寺院东侧生活区遗迹破坏严重，残留排水沟、砖灶、水井等，根据遗物判断整体年代属于宋元期间。剖面地层可见生活区域在北宋时期存在取土后5次倾倒瓷片垃圾与垫土的做法，推测是为了扩大寺院土地范围，南宋至元代又2次倾倒瓷器垃圾与垫土起灶利用，应是寺院建设扩张的反映。

此外对塔基展开了结构力学分析等多学科研究。东塔寺的塔基分为三层，四周的永久性基坑支护体系，大大降低了地基的沉降、侧向变形等风险。木材树种鉴定和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塔基的建造经过精心设计，不同位置、不同功用的木材材质各异，有意识选择并最大限度使用材料，基本不使用旧料。

本年度的发掘基本厘清了东塔寺遗址区域的堆积形成过程，明确了河道以内的寺院整体布局，进一步加深了对东塔寺塔基建造工艺的认知。未来将继续探寻寺院北部边界及其他附属建筑遗迹，以充分认识东塔寺遗址的完整格局。

图18-2 嘉兴东塔寺遗址寺院东侧生活区遗迹航拍图

李帅汇报了嘉兴城市考古的新进展，介绍了嘉兴罗城内外的6处考古新发现。罗城内西北角的平家弄遗址勘探发现石砌墙基遗迹，桐乡市崇福镇勘探发现崇德县城墙基，均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较大工作空间。中基路遗址在大运河畔堆积中发现条石、龙纹石栏板等构件，与东侧不远的荷花堤遗址均为大运河水系沿岸的相关遗迹，尽管堆积扰动剧烈，遗物不丰富，但仍是认识大运河河道变迁与嘉兴城市发展的切入点。冷仙亭东遗址发现的相关建筑遗存为追溯历史上冷仙亭、玄妙观的演变提供了实证，是认识罗城边缘地带坊区建制的重要观察口。结合文献记载和发掘认识，府南遗址揭露的房址等遗迹或与司狱司旧址有关。

图19-1 李帅汇报嘉兴城市考古新进展

小西门遗址历年发掘共揭露遗迹1021处，其中水井237口。遗址西北侧发现东西、南北向汉代河道各一条，东西向河道可分为三期。汉代水井31口，为土井或陶圈井，约呈线性分布，位于两条灰沟围拢的范围以内。此灰沟应非环壕、水渠，或为最初的聚落边界。六朝水井为放射状、立砖顺砌井两类，2024JNJJ99发现井底垫板。六朝建筑遗迹位于遗址西侧，可辨认为三开间、三进深布局。六朝时期遗迹较汉代分布范围增大，说明此时出现聚落规模扩张现象，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相符。唐五代水井以各类砖井为主，直筒居多，少量斜壁。宋元时期遗迹更加丰富，井的形制发生变化。遗址南侧发现南宋高等级官式建筑，可分为两期，为原址扩建，二期主体建筑七开间五进深，明间面阔逾6米，应为当时城内承担重要功能的核心场所。明清时期新出现瓦片井，还在宋代建筑北侧清理出了明清民居，叠压、打破关系比较复杂。发掘期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修正了对于遗址性质的认识，同时引入建筑考古理念，对水井类遗迹的形制、工艺、用材等进行了标准化分析。

图19-2 嘉兴小西门遗址汉六朝遗迹分布图

图19-3 嘉兴小西门遗址宋代建筑遗迹航拍图与磉墩平面图

上述6处遗址虽稍显零碎，但遗迹现象、性质各异，清晰地勾勒出嘉兴古城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相关工作的后续推进，必将带来新的认识，为从不同的时空坐标理解嘉兴城市的发展演进提供坚实支撑。未来的考古工作应超越单点发掘，自觉运用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理论，将单个考古点位置于同一动态系统中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城市的综合面貌、发展脉络、社会生活与其在文明演进中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