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萧向荣和周荣鑫被迫害致死，叶飞大怒：我必须站出来了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国家高层原本复杂的政治形势越发复杂。面对这种局面，时任交通部长的叶飞的心情是复杂的。叶飞晚年曾回忆说：

在这段时间里，我对已经进行的斗争和即将面临的斗争，作了一些估量和思索。我自己觉得，此时我的精神状态与“运动”初期有了很大不同，那时是真正被打蒙了……对自己怎样摆脱被动，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一次则似乎对一切都看得比较明白，“四人帮”位高权重又满口“革命”，但我已从心底看清其实是反革命，对某些人扮演的什么角色、将会如何动作，虽然也免不了生气，但大体还能冷眼观之……
“四人帮”，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运动”前在华东打过交道，知道我有个一触即跳的毛病。到交通部后，他多次借人借事引我发火，触我跳，我偏不上当，不跳，和他们打太极拳……

叶飞

怎样“打太极拳”？叶飞称自己的“太极拳经”主要有3条。

一是抓住大旗，牢牢不放。所谓大旗，即中共中央1975年9号、13号文件，1976年4号、5号、13号文件。这些文件总的精神是强调安定团结、发展生产，要求“整个运动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不搞大字报上街等。叶飞把这些文件当作利器、盾牌，通过文件和会议反复讲，反复强调，坚决按这些文件精神办事。

二是虚虚实实，应付了事。“四人帮”的许多阴谋伎俩是假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名义，运用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叶飞不能硬顶，更无法公开反对，只能虚与委蛇。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对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但交通部机关和下属单位的同志不理那一套，特别是上海港，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港内船只违反“规定”，3次带头鸣笛志哀，最长的一次达37分钟。

“四人帮”对交通部的举动十分恼火，几次派人查船舶鸣笛者，查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的人，查传播“政治谣言”的人。交通部机关的同志十分气愤，便报假的、报虚的，“阳奉阴违”。叶飞不仅默认、支持机关部门的做法，自己也应付、搪塞“四人帮”，保护群众。

叶飞讲话

三是进退有度，底线守牢。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假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名义，强令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作检查。叶飞对此界限分明：凡是与毛泽东明确讲过的话不一致的，比如“三项指示为纲”等，可以检查，但只是宏观、原则上检查，不牵涉具体问题具体人；除此以外，凡殃及中央领导、祸及群众的检讨，坚决不作。

事实上，从1975年11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起，叶飞就开始奉行“太极拳经”了，此后将近半年时间里，悼念周恩来、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到了1976年4月底，国防科委副政委萧向荣、教育部长周荣鑫在一次次残酷批斗后死在批斗会上，恢复工作不久的铁道部长万里再次被停职接受批判……叶飞再也按捺不住了。

一天晚上，叶飞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一进门就铁青着脸对妻子王于畊说：“我不能不站出来了，我再不站出来，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叶飞和家人

王于畊劝叶飞说：“你这么干并不能改变局势，只能把自己送给他们打倒。”

叶飞却说：“打倒就打倒，我不怕！你们怕受牵连，我们脱离关系好了！”

王于畊生气了，大声地说：“老叶，你说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早就做好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准备？难道我们家受你的牵连还少吗？我什么时候害怕过？我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到你非要这么做的时候。你现在这么做，只是白白把权力让给他们，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你经常讲坚守岗位，我觉得现在正是最需要你坚守岗位的时候！”

王于畊讲的无疑是有道理的，叶飞很快冷静下来了，他想到了近些天来李先念一再向他强调的话：“铁路已经乱了，交通不能再乱！”经过慎重考虑，叶飞按照有关部门关于1975年进行过整顿的国务院部委“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与邓小平划清界限”的要求，召开交通部党组扩大会作了“检查”。

晚年的叶飞

长期以来，叶飞在会议上讲话很少用讲话稿，最多也不过在纸片上列个提纲，但这次“检查”，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稿子，发言照本宣科，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自己思想上与邓小平有共鸣，对“运动”很不理解，对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的多次讲话、指示，都积极贯彻、宣传、执行了。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自己一人负责。叶飞检讨以后，终于成功“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