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矩的“倔老头”与渡口那件破蓑衣：一段被误解半生的知青往事

兴化水乡，河道纵横。当年的林潭公社西蔡大队，被一条宽阔的通航大河硬生生劈成两半，想要去公社办事，过河是唯一的路。河面宽，水流急，岸边孤零零地泊着一条小木船。这就是连接两岸的纽带。守船的是一位老人，大伙儿喊他陈老伯。那个年代，桥是奢侈品，船是生命线。谁能想到，这位面容枯槁、沉默寡言的摆渡人，竟成了我知青岁月里最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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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刚从扬州城里来，带着一股学生气。看着这芦苇荡，看着这流水，满心都是新鲜感。初见陈老伯，他正窝在岸边那个漏风的草棚里。人干瘦，背驼得厉害，满脸皱纹像干裂的河泥。他话不多，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河面。这形象，很难让人把他和“温暖”二字联系起来。相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这帮知青对他恨得牙痒痒。

第一次过河，是跟着村里人去公社。大家上船，船动，没人提钱。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船是大队的，我们算大队的人，自然免费。没过几天，我们要单独去公社。刚跳上船，陈老伯手里的竹篙就横了过来。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伸到跟前，沙哑的喉咙蹦出两个字：“两分。”

我们愣住。解释说自己是西蔡大队的，属于包年范围。上次也没收钱。陈老伯眼皮都没抬，态度硬得像块石头：“我不认得你们。两分钱。”年轻气盛的我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明明是欺负外来户。大家僵在船上，谁也不掏钱。河风吹得芦苇哗哗响，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要赶着办事，耗不起。最后只能服软，摸出两分钱扔在船板上。那钱落在木板上，声音清脆，听着刺耳。

更绝的是后来。同学小李灵机一动，掏出一张五元大钞递过去。那个年代，五块钱是巨款。陈老伯捏着钱，手抖了一下，又还给小李。我们以为这回能蒙混过关。老伯开了口，眼神清亮：“去护驾垛把钱找开，回来一道给。”这老头，脑子清醒得很。既不收整钱，也不免单，分毫不让。我们气得发疯，觉得这人不近人情到了极点。找大队领导评理，领导也说要去协调。可下次过河，他依然那副德行：“我不认得你们，两分钱。”

很长一段时间里，过河成了我们的心理负担。每次上船，先准备好硬币，扔下钱，各自看风景，绝不和老伯多说一句话。心里那个疙瘩，越结越大。

转折发生在第三年秋后。那天去公社办事，回程赶上大雨。水乡的秋雨，冷得透骨。我没带雨具，缩在船角瑟瑟发抖。陈老伯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船靠岸，他转身钻进那个破草棚。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件旧蓑衣。蓑衣破旧，散发着一股霉味和老人的汗味。他披在我身上，嗓音依旧沙哑，语气却软了：“披上。路远。淋湿了容易生病。乡下不比城里，病了耽误挣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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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混合着烟火气和河水的味道，竟让人觉得踏实。我看着他，忽然明白，这“倔老头”心里有杆秤。那杆秤，一头是集体的规矩，一头是做人的本分。那两分钱，是大队的收入，他是社员，必须守好这个摊子。他不认人情，只认规矩。这是他作为集体一员的底线。他不认识我们，不敢随便坏了规矩，怕队里说他失职。那份“不近人情”，恰恰是他最朴素的忠诚。

隔阂一旦消除，温情便显露无疑。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我从扬州探亲回来，总会带点糖果、香烟塞进他的草棚。他接过去，笑得满脸褶子乱颤。他不善言辞，只会用行动回报。每次撒网捕鱼，总把最大最肥的鱼挑出来，硬塞给我们。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那几条鲜鱼，是何等的珍贵。有一次我回程晚了，赶上他吃午饭。他拽住我，把自己那碗炖鱼贴饼子让给我，自己蹲在一旁抽烟，等我吃完了再重新做。看着他吞咽口水的样子，我心里发酸。

这老头，是个孤儿，无儿无女，守了一辈子渡口。那间漏风的草棚，那只斑驳的小木船，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我们成了他生活里的亮色，他也成了我们异乡的亲人。

1977年春天，招工回城的消息传来。我要走了。收拾行李时，看着那些带不走被褥、衣物，我做出了决定。把这些东西打包，送到了渡口。陈老伯看着那一大堆东西，浑浊的眼里泛起了泪光。他死活要给我钱，说不能白拿。我按住他的手，告诉他这都是我用不上的，留个念想。他哽咽着，嘴里反复念叨：“好孩子，好孩子。”

离别那天，陈老伯亲自撑船送我。木船在河面上划出涟漪，橹声咿呀，像是在低语。我站在船头，看着越来越远的西蔡大队，看着岸边那个小小的身影，泪水止不住地流。我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这一船划走的，不仅是我的青春，还有一段无法复制的岁月。

回城以后，工作、结婚、生子，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可梦里常出现那片芦苇荡，听见那摇橹的声音。几十年后，老知青们相约回乡。车开到了河边，眼前的一幕让我愣住了。当年的渡口不见了，河上架起了一座宽阔的水泥桥。车马喧嚣，人来人往，再也不用等船，再也不用交那两分钱。那间漏风的草棚，那只斑驳的小木船，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在桥头，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我心里空落落的。那个为了两分钱跟我们较劲的倔老头，那个雨天给我披蓑衣的慈祥长者，那个把炖鱼让给我的孤独老人，终究没等到我们回来。我想告诉他，我们后来都理解了，理解了他的苦心，也理解了那个年代底层百姓的生存哲学。

陈老伯这一生，卑微如草芥，却又重如泰山。他用一生守住了一个渡口，守住了一份规矩。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拿队里的工分，就要替队里守好每一分钱的收入；只知道看着娃儿们淋雨会心疼，好吃的要留给娃娃们。这种善良，不张扬，不喧哗，藏在沉默的坚守里，藏在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固执里。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那个年代的情感。那时物质极度匮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简单而紧密。两分钱，是一个原则；一件蓑衣，是一份深情。陈老伯代表了一群人，那个时代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像水乡的泥土一样朴实，像河边的芦苇一样坚韧。他们不懂变通，却心怀大义；他们身世凄凉，却懂得给予。

回想起当年的争执，不禁哑然失笑。那时我们年轻，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如今才明白，正是陈老伯那份“死板”，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界限。我们习惯了在人情世故里打太极，习惯了所谓的“灵活”，却往往丢失了最宝贵的原则。陈老伯不认我们，是因为他只认死理。这份死理，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是一种职业操守，更是一种做人的尊严。

西庄渡消失了，陈老伯也远去了。这段记忆成了我心中的标本。它提醒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依然有一些东西值得坚守。哪怕被人误解，哪怕孤独终老，也要守住心里的那条底线。善良需要锋芒，原则需要坚持。陈老伯用一生诠释了这两个词。

如今，我每天忙着照顾年迈的母亲，日子过得清贫且忙碌。偶尔夜深人静，我会想起西庄渡的河水。我想，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摆渡。陈老伯摆渡的是过往的行人，我们摆渡的是自己的灵魂。他在风雨中守了一辈子渡口，我们在生活的洪流中，也要守住自己的心。

那段知青岁月，苦是真苦，可回味起来，甜也是真甜。那份甜，不是物质的丰盈，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不掺杂质的温情。陈老伯那件破旧的蓑衣，温暖了那个寒冷的秋雨下午，也温暖了我往后余生的记忆。

水乡的芦苇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故人已逝，渡口不再。但只要有人记得，那份温情就不会消失。它像一颗种子，种在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抵御严寒的森林。我们怀念陈老伯，其实是在怀念那个虽然贫瘠却充满真诚的昨天，是在怀念那个虽然固执却心怀大义的自己。

愿天下所有的善良，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坚守原则的人，都不被岁月辜负。这就是陈老伯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