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72岁等待工作，未获教书机会，正部级职位未就职

1979年5月，北京的春风里透着一股躁动。

七十二岁的张明远，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手里捧着个烫手的山芋。

摆在他案头的，是两个让他左右为难的去处：要么北上吉林，要么西进甘肃。

不论选哪边，担子都是统领一省行政的一把手。

按常理，这会儿他该乐得找不着北才对。

要知道，这可是他盼星星盼月亮，苦熬了整整二十五个年头才盼来的机会。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封接一封地往上写信，哪怕不当官，去学校当个教书匠也认了，只要能让他干活就行。

可真等到组织上把这封疆大吏的乌纱帽递到手里，这位曾经做梦都想复出的老人，却突然踩了一脚急刹车。

他摇头了。

这一举动，让旁人看得云里雾里。

好不容易等来了云开雾散，好不容易能把丢掉的日子补回来，怎么真章摆在眼前，反倒不敢接招了？

是被整怕了？

还是岁数大了犯糊涂？

都不是。

这其实是一位老资格党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那心里头盘算的一笔明白账。

咱们先把日历翻回到1954年。

那一年的政治风暴，直接掀翻了五个人的饭碗：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

在那之前，张明远可是东北局的第三副书记，行政五级，那是响当当的正部级高干。

风暴一过，他直接跌落神坛，被发配到中科院，当了个办公厅副主任。

这一蹲就是二十年。

到了1974年，更惨，连这个副职也没保住，彻底回家吃老米了。

等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天亮了。

老干部的平反工作那是如火如荼。

当年的老伙计们一个个都官复原职或者另有重用：赵德尊去了黑龙江主持工作，郭峰、马洪也都安排了要害部门。

唯独张明远这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种感觉，就像一伙人都在苦水里泡着，突然别人的枷锁都开了，就你身上还背着千斤重担，眼巴巴看着别人上岸。

这滋味，谁尝谁知道。

更要命的是，岁月不饶人。

那时候，张明远已经七十二了。

在那个年头，年过古稀还能在一线冲锋陷阵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这身子骨，那是过一天少一天，要是再不趁着腿脚利索赶紧出来干点事，这辈子就算是彻底交代在“赋闲”这两个字上了。

于是他急了。

写信、找人，哪怕去讲台上传道授业也行，主打就是一个“不想当废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中科院那边的复查过了，路通了。

上面的调令也下来了，而且一给就是个大场面——吉林或者甘肃，挑一个去当省长。

这哪是恢复工作，这简直是“荣耀回归”。

这会儿，咱们得琢磨琢磨：上面凭什么敢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一个脱离党政一线二十多年、古稀之年的老人？

其实，组织部心里也有个算盘。

头一个理由，就是“还债”。

张明远当年是从正部级的位置上跌下来的，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现在要拨乱反正，怎么才算彻底？

那就是让他回到原来的高度。

五十年代初他就是封疆大吏，现在还给他一个省长，既是给他个人的交代，也是做给天下老干部看的一个样板。

再一个理由，叫“救急”。

这才是更扎心的现实。

1979年的中国政坛，那是青黄不接到了极点。

十年的折腾，中间这一层的干部断档了，要么身心受创，要么没经验。

年轻的娃娃们还太嫩，压不住场子。

这时候想稳住局面、搞建设，还得指望这帮“老把式”。

这也是为啥那几年，咱们能看到不少七八十岁的老将重新披挂上阵。

不是不想用新人，是真没人能顶上来。

这是特定时期的“传帮带”，没办法的办法。

既然上面需要，自己也想干，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明远展现出了老一辈政治家的清醒。

他开始在心里反向盘算了。

先算算能力的账。

他狠心问了自己一句：离开党政口二十多年了，现在的吉林或者甘肃，还是当年那个熟悉的东北局吗？

显然不是。

1979年，国家正站在改革开放的门槛上，新旧体制碰撞，问题成堆。

搞建设不再是喊口号、搞运动，得处理那一团乱麻的经济账和社会矛盾。

他在中科院虽然也没闲着，但那是管知识分子的地界，和管几千万人的吃喝拉撒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好比一个老飞行员，二十年没摸操纵杆，现在的飞机换代了，气象也变了，直接让他开着载满乘客的大客机上天，能不能飞？

大概率能飞。

但敢不敢拍胸脯说绝对安全？

谁心里也没底。

再算算岁数的账。

看看他的那些老战友。

赵德尊当时六十六，马洪才五十出头。

就连赵德尊去黑龙江之前，那也是犹豫再三，上面做了好几次工作才勉强点头。

而张明远呢，七十二了。

虽说当时还没有硬性的“干部年轻化”红线（那是后来1982年的事），但军队那边早在1975年就设了顾问虚职，安排老同志退居二线。

按后来的规矩，正部级六十五就该回家抱孙子了。

他比那个“退休线”，足足超了七岁。

要是硬着头皮接了这个省长，干好了那是本分；要是干砸了呢？

不光自己晚节不保，更关键的是，耽误了一个省几千万人的发展机遇。

这个险，不能冒。

这不叫认怂，这叫担当。

这种纠结，其实不光张明远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不少老干部都面临着这样的灵魂拷问：是抓住权力的尾巴证明自己“廉颇未老”，还是承认自然规律，找个更合适的地儿发光发热？

有些人选了前者，结果在繁重的改革重担下力不从心，最后只能黯然收场。

张明远选了后者。

他推掉了封疆大吏的诱惑，但也并没有回家带孩子。

他最后接下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的差事。

这步棋走得极妙。

一来，这也是实权衙门，算是正式复出，满足了他“想做事”的念头。

二来，这是个技术活，专业性强。

相比于统管一省的“父母官”，这儿的事儿更集中，不用像省长那样，事无巨细都得操心，能省不少精力。

三来，在这个位子上，他能利用自己早年的行政底子和在中科院开阔的眼界，为国家工业出谋划策，既发挥了余热，又避开了在一线行政岗位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

后来的日子证明，这一步走对了。

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名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因为个人的待遇得失，拿一个省的前途去当试验品。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多少双眼睛盯着“官复原职”，盯着级别待遇。

像张明远这样的老同志，在平反的狂喜过后，还能迅速冷静下来，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这才是真正的党性修养。

咱们老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但真正的大智慧，不光是有“千里之志”，更在于清楚这匹老马，到底还能跑什么样的道儿。

要是当初他脑子一热去了吉林或甘肃，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去应对改革初期的复杂局面，结局真不好说。

而他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的最后时光，虽说没省长那么风光无限，却走得稳稳当当，善始善终。

这笔账，张明远算是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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