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华人科学家吴健雄证明了宇宙是“左撇子”

如果你站在镜子前，举起左手，镜子里的人会举起右手。

看起来一切都很合理。

动作一样，轨迹一样，力学过程完全相同。
你不会因为左右颠倒，就觉得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正因为这种体验太过日常，人类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
自然界不该区分左和右。

不是“应该如此”，而是“必然如此”。

这个信念强大到什么程度？
强大到它在物理学里被直接写进了基本假设，甚至没人觉得需要验证。

直到 1957 年。

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物理学界对“左右对称”这件事几乎没有分歧。

重力不区分左右。
电磁力不区分左右。
强相互作用不区分左右。

你把实验装置整体镜像翻转，结果不变。
你把方程里的空间坐标取反，物理规律依然成立。

于是这个直觉被正式命名：宇称守恒

所谓宇称，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一个世界和它的镜像世界，在物理上应该是等价的。

这不是哲学主张，而是当时所有实验结果共同支撑出来的结论。

到 1950 年代中期，这件事已经不再被当成“假设”，而更像是自然界的结构性特征
一种默认正确、无需质疑的背景公理。

问题就出在这里。

自然界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叫弱相互作用

它不负责把东西拉在一起，也不负责让电荷相斥。
它只干一件事：让粒子发生“身份改变”。

比如中子衰变成质子，释放出电子和中微子。
比如太阳内部的核反应。
比如放射性衰变。

它无处不在，却不张扬。
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一个长期被“默认套用结论”的角落。

1956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注意到了一件非常不对劲的事：

宇称守恒，从来没有在弱相互作用中被真正检验过。

不是验证失败，而是根本没做过实验

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
没人觉得有必要。

他们点破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
这不是实验结论，这是集体假设。

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冒犯的问题：

如果弱相互作用不守左右对称，会怎样？

提出怀疑是一回事，验证是另一回事。

想在核尺度上区分“左”和“右”，不是靠摆放一个镜子就行。

你需要一个天然自带方向性的参照物。
而且这个方向，必须来自原子核内部。

这一步，理论物理学家做不了。

于是，一个名字开始变得不可替代：吴健雄

她选择的是钴-60。

它有两个关键特性：

第一，它会发生 β 衰变，这是典型的弱相互作用过程。
第二，它的原子核具有非零自旋，可以在磁场中被定向。

但这还不够。

在常温下，热运动会把所有方向全部打乱。
原子核会像一群被搅乱的指南针，完全没有集体指向。

吴健雄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系统冷到接近绝对零度

冷到什么程度？
冷到热噪声几乎消失，
冷到核自旋终于“听话”。

然后，她施加强磁场，让这些原子核的自旋，整体指向同一个方向

到这一刻，“上”和“下”，才在微观世界里真正有了物理意义。

实验的逻辑极其简单，也极其残酷。

当钴-60 衰变时，它会放出电子。

问题只有一个：

电子更倾向于沿着核自旋方向飞出，还是反方向？

如果宇称守恒，答案必须是：
没有偏好。

左右对称，意味着概率对称。
镜像世界，意味着统计不变。

任何偏差，都是在指控自然界本身。

数据没有给任何模糊空间。

电子明显更倾向于沿着自旋反方向射出

不是微弱效应，不是统计噪声。
是一个干净、稳定、可以重复的偏向。

当吴健雄反转磁场，翻转核自旋方向，
电子的偏向也随之翻转。

装置没变，世界变了。

如果你把这个实验完整镜像一次，
你得到的不是同一个结果。

镜像世界，物理规律不同。

那一刻，宇称守恒彻底死亡。

被打破的不是对称性，是一种长期自信

这不是一次“小修正”。

这是第一次，人类在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层面确认：

自然界在根本上，区分左和右。

弱相互作用，只和左手粒子打交道。
右手版本的自然界，在物理上不存在。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完全镜像的宇宙”，
不是我们宇宙的另一种表述，
而是一套不同的物理定律

所谓“宇宙是左撇子”，不是比喻

这是一个严格的物理结论。

不是我们习惯的问题，
不是文化的问题，
不是观察角度的问题。

而是：

自然界在最底层的规则里，做出了选择。

它不是左右平等的。
它只是很久很久，没有被逼着表态。

吴健雄逼它表了态。

这件事，为什么到今天仍然重要

宇称破坏直接导致了弱相互作用的 V–A 结构。
解释了为什么中微子只有一种“手性”。
成为标准模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它更深的意义在于：

它告诉我们，
直觉对称，不等于自然对称。

那些看起来“必然正确”的美感、对称、简洁，
在实验面前，没有任何豁免权。

在中文语境里，我们常说吴健雄“被诺奖忽略”。

但在物理学内部，她更接近一种角色：

那个亲手处决了一条百年信念的人。

自然界从此不再是镜子里的世界。

因为它是左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