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明逻辑值得借鉴

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2月9日文章，原题：儒家思想，而非强制手段——中国长期提供的一种治理理念副题：所谓“中国输出威权主义”的说法，是对中国政治传统以及治理理念实际传播方式的歪曲解读。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哲学思想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塑造着东亚国家的治理模式近年来，西方媒体和某些智库越来越多地表达担忧，声称中国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治理体系”。这些说法往往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肤浅解读，以及对治理理念实际传播方式的狭隘理解。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一种治理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儒家思想。

一些西方媒体声称，发展中国家可能为了巩固经济或政治联系，不得不采用中国的治理实践。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更具历史依据的解释。儒家治理并非通过强制，而是通过模仿：借助教育体系、行政规范、人才选拔以及关于什么赋予政治合法性的共同理念。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理论。权威主要通过能力、道德和成果来获得。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本质上敌视民主，相反，它更强调治理的质量和行为。稳定被视为一种道德善举，教育被视为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而非仅仅是私人产品。

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治理理念的要素已在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得到采用，它们与现代化相兼容，并且能够与一系列政治体制共存。

在过去50年里，儒家价值观也在中国自身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社会稳定是一种道德善举，稳定局面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官员体制中，合法性来源于实际成效和能力，而非空洞的言辞。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大规模行政成就，就体现了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逻辑。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治理理论，它更是一种注重个人修养、教育和社会责任的实践道德哲学。个人与政治紧密相连：个人的道德品质被认为会影响家庭、社区，最终影响国家。这一伦理维度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便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儒家思想仍能在不同文化中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并不断适应。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时，儒家思想可以说是这些“特色”中最普遍且最持久的一个，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都有选择地借鉴了儒家治理的元素，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屈服，而是因为这些元素在行政层面切实有效，且在文化上能够引起共鸣。

将这一过程解读为所谓的“中国输出威权主义”，可能会误解中国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中国提供借鉴的并非狭义上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文明逻辑，在这种逻辑中，能力、教育、道德权威和社会稳定是核心来源。

‍几个世纪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在塑造东亚各地的治理模式，其持续的影响力不应被视为一种地缘政治威胁，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提醒——组织政治生活的方式不止一种。（作者约翰·霍普金斯，王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