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有个词叫“卖大炕”，背后都是辛酸

沈阳老北市那家开了快百年的茶馆，掌柜老刘头今年八十多了，手里总摩挲着块磨得发亮的炕席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有个词叫‘卖大炕’，听着糙，背后全是女人的骨头渣子。”

他呷口茶，烟袋锅在桌上磕了磕，“那不是啥买卖，是穷到没路走的女人们，拿自己的身子换一口活命的粥。”

拆门板换粮的冬夜

1931年冬天，沈阳城飘着没脚脖子的雪，九一八事变刚过仨月，日本人的卡车在街上来回跑，拉走的不光是工厂里的机器，还有老百姓囤的口粮。

老刘头那会儿才十岁，住大北关贫民窟，隔壁李婶家男人被抓去当劳工，扔下她和俩娃，天寒地冻，家里没柴火，炕早凉透了。

李婶把堂屋那扇破木门卸下来，扛到小西门旧货市场，想换点高粱米。

“门板太破，人家只给两把糠。”老刘头蹲在墙根瞅着，见李婶抱着门板蹲地上哭，眼泪砸在雪地上，立马冻成小冰碴。

当晚，李婶家的炕突然又热了，老刘头后来才知道，是个拉黄包车的汉子在那儿过了夜，给了三斤苞米面。

“那就是‘卖大炕’了。”老刘头叹口气，“你说她愿意？屋里俩娃饿得直哭，炕要是再凉下去，能冻死人，她是拿自己当柴火烧，给娃们煨口热乎的。”

伪满那几年，东北的粮食被日本人管得死死的，说是“统制”，其实就是明抢，城里的穷人家，锅里三天两头见不着米，柴火更是金贵。

《盛京时报》1932年登过条“社会新闻”，说四平街有个叫张王氏的寡妇，“以炕为业，每日得资五角，购苞米面三斤”。

老刘头见过那张报纸，“‘以炕为业’，说得跟开客栈似的，其实呢？五角钱，是她光着身子在炕上躺一夜的价钱。”

炕头上的“代际传承”有多疼

哈尔滨道外区那片棚户区，1940年住过一户杜姓人家，母亲肺痨咳得直不起腰，爹被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家里就剩14岁的女儿小满。

老刘头跑船时去过哈尔滨，听当地拉脚的讲，小满娘躺在炕上喘不上气，拉车的山东汉子塞给她个白毛巾，“见红吉利”那是小满第一次接客，换了包治肺痨的草药。

“你以为就这一家？”老刘头敲着烟袋锅，“那会儿东北的穷人家，男人要么被抓壮丁，要么病死饿死，剩下的女人带着娃，除了自己的身子，啥都没有。

”他见过小满后来的样子，二十多岁就满脸褶子，手里总攥着把向日葵籽，说要种在院子里，“向阳而生”。

可那片棚户区，哪有能晒太阳的院子，伪满警察厅1935年有个统计，说东北一千二百多处“私设娼窝”，七成是“炕娼”就是在自家炕上接客的女人。

平均年龄二十三岁，一天接仨客，挣的钱还得给地痞交“保护费”，给警察塞“卫生捐”。

“啥卫生捐？就是警察找借口要钱，不给就把人拉走。

”老刘头说，沈阳大南门有个高寡妇，梅毒烂了腿，被警察拉去“隔离”，家里三个小的没人管，最后全饿死了，大女儿受不了，跳了浑河。

东北人讲究“炕头是根”，一家老小围着炕吃饭、睡觉、说话，炕是最私密的地方，可“卖大炕”那几年，炕成了交易场。

女人在炕上接客，娃们躲在炕梢用破被蒙着头；男人要是没死，就蹲在门外雪地里抽烟，听着屋里的动静，烟头烫着手都不知道。

“你说那炕还是炕吗？”老刘头摸着炕席片，“那是拿女人的骨头搭的祭坛，祭品是尊严，换的是一口活命的粥。”

抗战胜利那年，老刘头以为这日子该好了，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进了城，粮食更贵了。

1947年美国《生活》杂志拍过张照片：沈阳中街路边，个穿蓝布衫的女人举着纸牌，上面写“一夜五千元”。

“五千元？那会儿一斗苞米面都要一万块。”老刘头见过那女人，后来在北市场垃圾堆里饿死了，手里还攥着半张纸牌。

直到1948年东北解放，共产党的队伍进了城，先封了那些明着暗着的“娼窝”，把生病的女人送去治病，教她们织布、纳鞋。

老刘头的母亲那会儿在纺织厂上班，回家总说：“现在炕头才是自家的，不用再让外人躺了。”

如今老刘头茶馆墙上挂着块旧炕席片，磨得发亮，“年轻人问这是啥，我说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女人的命。”他把烟袋锅在席片上蹭了蹭。

“‘卖大炕’这词早没人说了，可那些女人拿身子换粥的疼，得记着，不是为了恨谁，是为了让现在的姑知道，能安安稳稳睡在自家炕头上，有多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