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女性化成控制手段，阿富汗女性被抹杀，制度固化性别不公

当下阿富汗女性所经历的一切，绝非仅仅是由一系列限制性或歧视性法律所定义的困境，更是一种将“罪责”进行系统性女性化的产物。本文试图在阿富汗的特定语境下——在这个不仅剥夺女性权利，甚至剥夺其“无辜”可能性的国度——深度解析这种残酷的逻辑。

在现行的权力体系视阈中，女性并非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而是必须时刻接受质询的客体。她们仿佛生来就背负着指控，其在世间唯一的职责，似乎只剩下解释、辩解与道歉。

在这些体系的运作中，罪责与耻辱被强加于女性的身体与生命之上。这并非源于个体的道德缺失，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功能在持续运作。

问题既不在于女性的具体行为，也不在于个人的选择，而在于这套机制为了维系自身的运转，必须设定一个固定的归咎对象。在这一逻辑闭环下，女性便沦为了盛装罪责的容器。

这种结构建立在一个普遍存在的假设之上：罪责的性别化。

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罪责虽然在表面上被塑造成普世的道德概念，实则被系统性地集中投射于女性的身体与生命之中。该结构通过将危机、恐惧与失败统统推卸给“女性”，从而完成责任的逃避。

在此过程中，男性得以从审判者的位置从容抽身，而女性则沦为永恒的受害者。

在这一逻辑体系中，罪责并非源于女性的某种行为，而是源于其女性身份本身。男性被预先赦免，而女性则被预先指控。本文旨在剖析这种关于女性与罪责之间被预设的扭曲关系。

在阿富汗，罪责的分配从来都不是随机的。统治结构为了维系自身的苟延残喘，亟需寻找一个永久的牺牲场域，以便将恐惧、失败、挫败、道德危机乃至政治崩溃倾泻其上。

这副重担必须落在最不可能发起抵抗的地方。但为何这副重担几乎总是落在女性身上？

女性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当作一个位置——一个现成的、可供归咎的对象。这种逻辑始于对女性自身的审视。

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永远被视为一个“问题”：要么过于暴露，要么过于隐蔽；要么充满诱惑，要么暗藏危险。

当暴力发生时，第一个质疑总是指向她的身体：她穿了什么？为何出现在那里？为何回家迟了？她为何发笑？为何不保持沉默？

这种所谓的逻辑不仅限于身体的规训，更延伸至声音的领域。

女性的声音要么被认为过于响亮、过于挑衅，要么就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开口则遭指控，沉默亦受责难。抗争被斥为厚颜无耻，忍耐则被诬为“自找苦吃”。

她的步履、笑声、目光、文字，甚至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沦为道德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在这套逻辑中，男性的身体被视为中立的，而女性的身体则是指控的靶子。阿富汗社会的日常现象清晰地印证了这种思维模式：

若有私密照片外泄，女孩可能会因此丧命，而泄露照片的男孩不过是“犯了错”；建立关系的女性被指责“蒙羞”，而处于同等关系中的男性却被视为只是做了“自然之事”。

若男女犯下相同的过错，男性会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女性却要承受长达数年的惩罚与压制——这种审判贯穿于家庭、职场、社区乃至整个集体记忆之中。

为何当过错被“女性化”时便成为绝路，而“男性化”时却能化作一种人生经历？

在阿富汗，体制通过将罪责“个人化”来保护自身。它宣称：“是这个女人不道德，不是法律有问题；是这个女人有问题，不是文化有瑕疵；是这个女人没教好，不是制度在作恶。”

这种操作逻辑确保了体制永远纯洁无瑕，而蒙尘的永远是女性。

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反女性的体制将罪责女性化，将无辜男性化。依照此逻辑，女性——早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已是潜在的过错承担者，而男性则提前被免除了一切过错。

女性化的罪责是控制工具，而非道德衡量标准。因此，任何不挑战结构本身的“改革”尝试，终将重现相同的反女性秩序。阿富汗的这种结构既不关心行为的矫正，也不追求正义；其目的仅在于维系等级森严的制度。

女性身处一个奇特的悖论之中：她们被置于体系的中心，却被彻底剥夺了权力。

她们处于政治中心，因其身体是施加政治控制的载体；她们处于道德中心，因道德崩坏的污名全部被投射于她们身上；她们处于社会的核心，因为所谓的集体荣誉与她们紧密相连。

这种核心地位既非特权也非尊重，而是一种更为隐蔽且复杂的控制与抹杀形式。

这种结构导致了另一种残酷的现实：男性是可修复的，而女性是可摧毁的。男性可以犯错、尝试、破坏并重建。但女性往往因一次失误、一个谣言、一张照片、一句话便走向崩溃。

这种不对等并非偶然的失衡，而是人为的精密设计。

最危险的阶段在于，当这种结构被内化，阿富汗女性开始畏惧自己的声音。

当她们为大胆写作感到内疚，当她们谈论性、身体、愤怒或欲望时感到羞耻，或是当她们认定自己错了、过分了、极端了或“不合时宜”时，危机便已深入骨髓。

此时结构已然大获全胜，外部的压迫甚至不再必要——因为女性已开始自我审查。

正因罪恶感被强行植入我们的意识，我们常未能意识到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我们看不见这种结构，因为它已如空气般常态化；我们听不见它，因为它与道德、传统、社会权宜之声融为一体。

但只要女性仍被置于罪责的位置，任何秩序都绝不可能真正公正。

解放不仅意味着女性个体的自由，更意味着揭露并拒绝那个必须通过牺牲女性才能存续的扭曲结构。只要阿富汗女性仍被定位为罪责的承载者，任何体系都不会拥有真正的正义。

真正的解放，是拒绝那个依赖她们受害来维系自身存在的体系。

作者简介：

萨巴翁·贝亚巴尼，旅居巴西的阿富汗作家及女性权益活动家。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Guilt is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