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冀中军区初期有7个支队，3个司令员叛变，其他4个结局如何

1953年，河北的刑场上跪着一个人，名叫王福祥。

枪声一响，这个用了四年的假名字彻底成了过去式。

人们这才把这个名字和另一个早已“失踪”的人对上号——柴恩波，曾经风光无限的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

其实在他倒下之前，清算的枪声早就响过了。

早在1950年，有个把自己脸烫得满是疤痕、自称“赵质仑”的工人也被处决了。

这人真名叫赵玉昆，曾坐着冀中独立第三支队司令的交椅。

把日历翻回到1938年。

那会儿冀中军区刚挂牌，正是八路军在华北平原大扩军的热闹时候。

吕正操将军手底下，一口气竖起了七面大旗，七个独立支队，七个司令，每个人身后都是几千条枪，那是何等的威风。

可十几年后再去翻那本花名册，结局却惨得让人唏嘘：

三个当了叛徒，一个成了墙头草，两个战死沙场。

最后能跟着红旗走到新中国成立的，七个人里，只有一棵独苗。

这不光是几个人的命数，这是那个草莽年代，一个组织在野蛮生长时不得不付出的“过滤费”。

一、带资进组的“老板心态”

1938年的冀中，拉队伍容易，识人心难。

在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眼里，这哪是参军，分明就是一场“商业合并”。

这老兄是旧军阀堆里爬出来的，混过北洋的饭碗，当过县里的保安头子。

鬼子来了，县长跑了，他没跑。

倒不是为了抗日，是琢磨着趁乱占地盘当个土霸王。

没成想，被大汉奸李作宾抢了先，柴恩波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自己单干弄不过汉奸，得找个硬靠山。

于是，他把伪县长李作宾和日本顾问铃木三郎绑了，当成见面礼送到了吕正操面前。

吕正操也是痛快人，当场就给了番号。

柴恩波确实有点手段，队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到4000多人。

在那个节骨眼上，这可是实打实的一个加强团。

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天。

八路军的规矩是“党指挥枪”，政工干部很快下到了部队。

这一下，柴恩波炸毛了——这队伍是老子的私房钱，你吕正操不过是给我发了个“经营许可证”，凭什么派人来查我的账，管我的人？

这种“军阀做派”碰上“铁的纪律”，那是水火不容。

那头儿中统特务和国民党战区司令鹿钟麟抛来了媚眼，承诺给高官，还保证“不插手内部事务”。

柴恩波二话不说，宰了政工干部，拉着队伍就反了水。

同样的戏码，在第六支队司令江东升身上也演了一遍。

江东升是东北军的老底子，手握8000重兵。

这本该是一支抗日的铁拳，可一听说上面要派唐保蘅来当政委，江东升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这是来夺权的。

他想都没想就要带队单干。

可惜这回他点背，刚想动窝，就被三支队副司令常德善堵住了。

常德善是个狠人，没废话，当场就送他上了路。

这两个人，压根就没把自己当革命军人，充其量就是乱世里的投机股东。

一旦组织要就要兑现纪律条款，他们立马撤资，翻脸不认人。

二、算不清的“吃苦账”

要是说柴恩波图的是“权”，那三支队司令赵玉昆图的就是个“命”。

赵玉昆是土匪起家，拉的大旗叫“华北抗日第七路军”。

名头听着挺唬人，说白了就是一帮占山为王的草寇。

被收编后，让赵玉昆最难受的不是打仗，是受约束。

1940年，日军在华北搞起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

那是冀中根据地最难熬的日子，肚子填不饱，还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赵玉昆心里的那杆秤歪了。

这头是跟着八路军啃树皮、随时准备挨枪子，还得守那一堆条条框框；那头是日本人递过来的热乎饭，有酒有肉，还能接着当他的山大王。

他毫不犹豫选了后者。

为了交投名状，这人做事比鬼子还绝。

那个让无数国人落泪的“狼牙山五壮士”，之所以被逼上绝路，就是因为赵玉昆这个“活地图”给鬼子带的路。

他对地形太熟了，对八路军的套路也摸得太透了。

这种人，信仰、底线对他来说都是扯淡，他的人生信条就一条：“活着，还得舒舒服服地活着”。

三、来回下注的“机灵鬼”

在这一拨司令里，朱占奎是个另类。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里专门提了一笔，说这人“嘴皮子利索得很”。

朱占奎是一支队的头儿，抗战刚开始那会儿跳得挺高。

但他这一辈子，活得就像心电图，忽上忽下。

1941年，他让鬼子给抓了。

过了大半年，这人竟然全须全尾地跑回来了。

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是跳火车逃生，还大闹了鬼子的公堂，识破了美人的圈套。

那经历，精彩得跟评书似的。

聂荣臻当时就犯嘀咕：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糊弄了？

可组织上讲究证据，本着“治病救人”的心思，没难为他，把他送回延安学习。

换个心志坚定的人，这会儿该庆幸才对。

可朱占奎不这么想，他觉得组织这是在审贼，是不信他。

1945年，他刚被放回前线当副旅长，转头就被国民党特务勾搭上了。

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少将专员。

他在日军、八路军、国民党三个鸡蛋上跳舞。

最滑稽的是天津战役那会儿，眼瞅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又带着队伍反水了，摇身一变又成了把枪口对准老东家的解放军支队长。

这人的“聪明”劲儿全用在了算计上，永远想站在赢面大的一边。

可他算漏了一点：革命不是买马票，不是看谁赔率低就买谁，而是因为信，所以才能赢。

1951年，老账新账一起算，他因为历史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直到1975年才出来。

算计了一辈子，最后把自己算进了大牢。

四、大火炼出的“真金”

狂风吹尽黄沙，剩下的才是金子。

五支队司令魏大光，走的时候才28岁。

叶剑英参谋长亲自写文章悼念，夸他“为国家尽了大忠”。

七支队司令马本斋，那是回民支队的魂。

他也是旧军阀出身，但他跟柴恩波不是一路人。

当国民党让他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时，他宁可官都不当了也要回乡，绝不打内战。

他就认一个死理：枪是用来的打鬼子的。

他没能等到胜利那天，1944年病死在了任上。

但他带出来的回民支队，成了百战百胜的铁军。

七个人里，唯一一个跑完全程撞线的，是四支队司令高士一。

按出身论，他其实是最该“动摇”的那个。

他是河北任丘的大户，人送外号“高四爷”，家里良田千顷。

他亲哥极力反对他干革命，甚至还扣过共产党的联络员。

按柴恩波的逻辑，高士一最有理由把队伍当私产；按赵玉昆的逻辑，这富家翁是最吃不了苦的。

可偏偏是他，成了最硬的那块骨头。

他不光散尽家财，带着队伍南征北战，解放后还在政府里当了大官，善始善终。

五、结语

回过头再看冀中军区这七位司令，其实就是当年八路军扩军的一个缩影。

在那个民族快要亡国灭种的关口，大门是敞开的。

不管你是军阀、土匪、保安团还是地主少爷，只要肯打鬼子，都欢迎。

所以，队伍拉起来了，人也杂了。

但“进门”容易，“留下”难。

残酷的战场和严明的纪律，就像两层细密的筛子。

筛掉了想升官发财的柴恩波，筛掉了贪生怕死的赵玉昆，筛掉了投机取巧的朱占奎。

最后留在筛子上面的，哪怕只有七分之一，那也是撑起新中国大厦的钢铁脊梁。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漫长又残酷的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