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两个手握重兵的军阀始终没有出兵抗日，他们是谁？

说到“抗日”俩字，应该没有哪个国人是不愤慨的，哪怕是这么多年过去的今天，提起抗日，大家也都是群情激奋，恨不得自己也能尽一份力。

抗战时期，面对侵略者，国共两党也选择共同抗日，可就是那样民族危亡的时候，却有两位手握重兵的军阀并没有出兵抗日。他们就是刘文辉和盛世才。

先说这“西康王”刘文辉。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人，和后来率军出川抗日的刘湘，还是叔侄关系，只不过这叔侄俩，差了7岁，刘湘这个侄子，反而比刘文辉还先在川军里站稳脚跟。

1917年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时，还是个没根基的年轻人，全靠刘湘帮衬才进了川军。一开始从参谋做起，对刘湘服服帖帖，刘湘也乐意提拔这个“小叔叔”，没几年就把他提成第一混成旅旅长，还把宜宾这块好地方划给了他当防区。

宜宾是长江上游的重镇，有粮有商路，刘文辉在这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地盘。他弟弟刘文彩是个“敛财能手”，开银号放高利贷、收各种杂税，甚至敢做鸦片生意，赚来的钱几乎全给刘文辉买枪招兵。

到1928年，刘文辉已经控制了70多个县，手里有12万兵力，还跟邓锡侯、田颂尧这俩保定校友联手，在成都稳稳站住了脚。

可军阀之间哪有真亲戚？1932年，为了抢四川的控制权，叔侄俩彻底翻了脸。这场“二刘大战”打了快一年，双方投入30多万人，死伤超过6万，四川老百姓遭了大罪。刘文辉最后输得精光，从70多个县的地盘缩到雅安周边十来个县，手里就剩2万来人。

直到1939年西康建省，他才成了“西康王”，名义上管着45万平方公里的地儿，包括现在四川的甘孜、阿坝和西藏昌都的一部分，可金沙江以西13个县实际是西藏噶厦管着，他手里的地盘大多是山高路远的高原，又穷又偏。

1937年抗战爆发，刘湘当四川省主席，主动带着几十万川军出川，还留下“未驱日寇不返川”的话，最后病死在前线。刘文辉却另有盘算：国民政府让他按人口征兵，他拿50万银元顶了一部分；后来要组补充团支援武汉，他拖到会战结束都没动静。

不过也不能说他完全没出力，1939年他部下刘元琮的部队去靖化剿匪，帮着稳定了后方，西康这几年也总共征了5万多人参军，只是他的核心部队从没离开过西康。

刘文辉在西康也做过实事，搞了“三化政策”：“德化”靠规矩稳秩序，“农化”鼓励老百姓种地，“教化”最实在，办了30所边民小学，还培养出伍精华、冯元蔚这些最早的彝族干部。他在雅安修的“文辉桥”，现在还能走。

可他为了凑军饷，默许西康种鸦片，遍地都是罂粟花，直到1946年被舆论逼着铲烟，又闹了“雅属事件”，雅安的彝汉人都起来反抗，最后只能妥协留了些烟区。

其实刘文辉一直挺会算：1938年就通过人跟中共搭线，1942年还跟周总理秘密见面，说不拦着中共在西康活动，这也为他1949年起义铺了路。

他这辈子就是这么矛盾，既当军阀打内战刮民财，又想把西康管好；既怕丢地盘不愿全力抗日，又会为将来留后路。

就像有人说的，他是个懂政治的聪明人，只是在那个年代，手里的实力永远比名声重要。

再看盛世才，他的发家史比刘文辉更“投机”。

盛世才是辽宁开原人，打小就想着靠军事出头。早年他跑去日本留学，读的是专门培养军官的东京振武学校，后来还蹭上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名额，这学校可是苏联培养高级将领的地方，也为他后来抱苏联大腿埋下了伏笔。

回国后，盛世才眼里只有“靠山”二字：先跟着东北王张作霖混，张作霖倒了又转头投靠蒋介石，可在蒋那边没混到实权，1929年听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缺懂军事的人，他立马收拾行李，跟着金树仁去了新疆，谋了个军官学校战术教官的差事，算是在西北扎了个根。

1933年，新疆乱了套，“四一二事变”一爆发，金树仁的政权说倒就倒。当时盛世才正在外地带兵，他没急着站队，先把部队拉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城外观望，等城里的势力斗得两败俱伤，才带着兵浩浩荡荡进城。

他手里有枪，又会装“中立”，最后各方势力没办法，只能推举他当新疆临时边防督办，就这么着，盛世才没费多少劲，就成了新疆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可刚上台的盛世才，日子并不好过。

北疆有回族军阀马仲英，手里有几万骑兵；伊犁有张培元，控制着新疆西边的门户；他自己的兵力连人家零头都不够，三股势力呈三足鼎立之势。

盛世才知道硬拼不行，眼睛一转就盯上了北边的苏联。他立马改头换面，在新疆喊起“反帝、亲苏”的口号，书房里特意摆上本《资本论》，还让手下人到处说自己“信进步思想”，其实他连书里的基本概念都未必懂，就是做样子给苏联看。

不光如此，他为了让苏联放心还，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苏联也需要一个亲苏的新疆政权，来稳住中亚边境。于是，苏联又给武器又派军事顾问，1934 年更是派了红军以“志愿兵”的名义入疆。

这些“志愿兵”穿苏军制服、用苏式装备，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盛世才不管这些，只要能打胜仗就行。靠着苏联的帮忙，他很快打垮了马仲英和张培元。

到抗战爆发前，盛世才手里已经有28000多人的部队，装备着苏式火炮和装甲车，在西北军阀里算得上“顶配”，彻底成了西北边境的“土霸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新疆虽然离前线远，却是苏联给中国运武器的重要通道。可盛世才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地盘，压根没心思管抗战。

国民政府让他组建骑兵师支援华北，他从牧民那里硬征了800多匹老弱病马，这些马要么跑不动，要么病恹恹，运到兰州就被当地驻军拒收；后来兰州告急，他勉强派了一个团去安西，刚到地方就以“边境需要防守”为借口撤了回来。

倒是新疆的老百姓特别给力，知道要打鬼子，纷纷把家里的财物、首饰拿出来捐钱，连牧民都捐了牛羊，最后凑够钱买了10架战斗机，起名“新疆号”支援前线。这些都是民众的心意，盛世才的正规军自始至终没动过一兵一卒。

更让人不齿的是，盛世才翻脸比翻书还快。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打到了莫斯科附近，他一看苏联陷入困境，立马变了脸。

他派人查抄苏联在新疆的机构，逮捕了300多名苏联人员和中国共产党人，1943年更是残忍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革命烈士，毛泽民当时还在帮新疆整顿财政，让老百姓少受点剥削，结果却遭了他的毒手。

1942年，盛世才又带着新疆的特产跑去重庆，巴结蒋介石，还说自己之前亲苏亲共都是“形势所迫”。可蒋介石早就看透了他的本性，表面上封他当新疆省主席，暗地里却一直调人盯着他。

1944年，新疆爆发“三区革命”，民族矛盾激化，蒋介石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给了他个农林部长的闲职。

这个职位看着是个官，其实没兵没权，连出门都有人跟着，盛世才彻底成了个空架子，他的“土皇帝”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盛世才这一辈子，靠投机上位，靠变脸保权，最后还是栽在了自己的反复无常上。

他在新疆折腾了十几年，没给老百姓办几件实事，倒是留下了一堆骂名，成了近代史里“见风使舵”的典型例子。说到底，靠投机得来的权力，终究还是靠不住的。

这两个人之所以敢在抗战中按兵不动，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地盘太特殊。

刘文辉的西康多山地，交通不便，日本人打不过来；盛世才的新疆远在西北，又有苏联牵制，同样没有直接的战争威胁。再加上他们手里的部队都有“短板”：刘文辉的部队装备差、补给难，盛世才的部队靠苏联支持，根本不敢派去前线。

可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他们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大义重，觉得抗战是别人的事，自己的地盘才最重要。

不过这两个人的结局却有很大不同。

1949年12月，刘文辉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投靠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197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而盛世才，1949年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就成了个没人待见的“闲人”。他在新疆的时候杀了太多人，到了台湾还有人想找他报仇，只能躲在小巷里，出门都要靠军队保护。

1970 年，这个曾经的“新疆王”在台北病死，终年78岁，死后没留下什么好名声。

如今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川军八年累计征兵257万，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作战伤亡64万人；桂系、滇系也都派出主力参战，在正面战场打了不少硬仗。

可刘文辉的西康，8年只征兵3万，还都是用来维持地方治安；盛世才手里的现代化部队，连跨省作战都没试过。他们的选择，也成了抗战史上一道十分不光彩的印记。

其实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国家兴亡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事。那些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那些为国家捐躯的烈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像刘文辉、盛世才这样只顾自己地盘的军阀，就算一时能保住权力，最终也只会被后人记住他们的自私和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