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如己出的继女阿菊，其实是国民党的人！

最近，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热播，不光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伟大的吴石将军，也让英勇的女烈士朱枫，走进了更多观众的视线。

剧中，演员吴越将这个人物的大无畏精神诠释得十分到位。同样的，历史上的朱枫女士，也是同样一位值得敬佩的女士。就连特务谷正文都说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就是这样一个连敌人都忍不住赞赏的女英烈，一直到牺牲之后，都不知道，她向来视如己出的继女阿菊，竟然是国民党那边的人！

1905年，浙江镇海城关的朱家花园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名“贻荫”，小名桂凤。

朱家是当地有名的商人世家，家底殷实，朱贻荫从小没吃过苦，读的是县立女子高小，后来又考进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来，还拜了书法大家沙孟海为师，一手好字让不少人称赞。

按说这样的姑娘，本该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稳日子。可朱贻荫偏不，她骨子里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19岁的她跟着同窗陈修良，带头走上街头游街示威，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那时候她还没意识到，这一脚踏出去，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生活了。

命运的转折来得很突然。26岁那年，朱贻荫嫁给了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陈绶卿，跟着丈夫去了东北。陈绶卿还有个女儿叫阿菊，朱贻荫一直对她很好。

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了东北，夫妻俩只能带着年幼的阿菊逃回镇海。更糟的是，没多久陈绶卿就因病去世，留下26岁的朱贻荫和只有几岁的阿菊相依为命。

阿菊是陈绶卿和前妻的女儿，生母早逝，对亲妈的记忆早就模糊了。朱贻荫从没把她当外人，每天早上给她梳头，过年时做新衣裳，晚上坐在灯下教她读书写字。

阿菊怕冷，朱贻荫就把自己的棉袄拆了，重新絮上厚棉花给她做新的；阿菊想吃糖，她就省下饭钱，攒着给孩子买块糖。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镇海也不安宁了。看着街上逃难的人，朱贻荫再也坐不住了。她把家里珍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品都翻了出来，在镇海民众教育馆办了场义卖，卖得的钱一分不留，全捐给了抗战队伍。

后来她又听说党领导的新知书店缺钱，干脆揣着500块大洋去了武汉，把钱塞给书店负责人：“这点钱，帮着多印点书，让更多人知道要抵抗。”

那时候的她，已经改名叫“朱谌之”了，字弥明。这是沙孟海帮她取的，意思是永远光明磊落。

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工作时，被日本宪兵抓了进去，严刑拷打了好几天，她愣是没吐露半个字，直到组织营救她出狱。

1945年春天，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她摸着胸前的党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后，这条命就是党的了。

1949年，香港的天气还带着点闷热。朱谌之这时候已经能够改名为朱枫。此时的她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信封上是她熟悉的字迹，那是阿菊写来的。

阿菊在信里说，自己刚生了孩子，一个人带娃太累，想让“朱妈妈”去台湾住一阵子，帮着搭把手。信里还附了一张台湾的“入口证”，地址写的是台北金华街，阿菊和丈夫王昌诚的家。

朱枫看着信，眼眶有点红。

阿菊1946年跟着王昌诚去了台湾，王昌诚在国民党警务部门工作，具体做什么，阿菊没细说。之前朱枫给丈夫朱晓光写信时还说：“阿菊夫妇想我去，可我不想去，我想回上海，咱们一家人该团圆了。”

那时候的她，在香港做地下工作，负责整理华南的交通联络网。可没过多久，组织上的万景光找到了她，表情严肃：“金门战役失利，解放台湾急需情报，吴石将军在台湾孤军奋战，必须有人去接应。”

吴石是谁？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却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密使”。

能去台湾接应他的人，需要有合法的身份，还得有台湾的社会关系，朱枫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她有阿菊这个“继女”做掩护，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还懂怎么传递情报。

朱枫犹豫了。她不是怕危险，而是怕再次辜负家人。她和朱晓光聚少离多，儿子朱明才11岁，女儿朱晓枫还小。可一想到前线需要情报，她咬了咬牙：“我去。”

1949年11月25日，香港码头上，朱枫穿着一身黑旗袍，抱着朱明，轻声说：“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朱明抱着她的脖子，舍不得撒手，却不知道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当天，她登上了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邮轮。

11月27日，基隆港的风有点凉。朱枫刚下船，就看见阿菊抱着襁褓里的孩子，笑着朝她挥手，女婿王昌诚跟在旁边，客气地接过她的行李，话不多，眼神却有点锐利。

坐上三轮车往家走时，阿菊叽叽喳喳地说孩子多可爱，家里的事多琐碎，朱枫一边听一边应着，心里却绷着一根弦，从踏进台湾的那一刻起，她的“探亲”就开始了。

住进阿菊家的日子，表面上和普通探亲没两样。白天，朱枫帮着带外孙，给孩子换尿布、喂奶，晚上和阿菊坐在灯下拉家常，阿菊问她在香港的生活，她都捡着平常的话说，神色自然得让人看不出破绽。

只有每周六下午，她会跟阿菊说“去处理点生意上的事”，然后拎着个糕点篮出门。

糕点篮里，藏着的是情报。她的代号是“陈太太”，每周六都会准时去吴石家。吴石会把绝密的军事情报做成微型胶卷，装在火柴盒里，悄悄放进糕点篮的夹层里。

那些胶卷里，有大小金门的兵力部署图，有国民党轰炸上海的计划，还有舟山群岛的防御部署……每一份，都能改变战局。

每次从吴石家出来，朱枫都会先去街边的茶馆坐一会儿，确认没人跟踪，再慢慢往家走。回家前，她还会在路边买块阿菊爱吃的糖糕，装作真的去“办事”顺便买的。

王昌诚看她每次都按时回来，带的糕点也没异样，倒也没多问，只是话越来越少，偶尔看她的眼神，带着点琢磨。

朱枫心里清楚，在这种地方，多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她在1950年1月给上海的朋友写过一封信，说：“住在女儿家，比任何地方都安全”，还说“月内就能返家”。可她最终还是没等到回家的那天。

不久之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就被捕了。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没扛住敌人的严刑拷打，短短一周就叛变了，把他知道的地下党员名单全供了出来。

那时候朱枫还不知道。她刚完成最后一次情报传递，吴石已经帮她签好了“特别通行证”，让她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舟山离大陆近，只要找到民船，就能偷渡回去。

1月30日，朱枫瞒着阿菊，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留了张字条说“临时有事先走，过阵子回来”，就登上了去舟山的飞机。

她不知道，蔡孝乾已经供出了她的身份，还有那张“特别通行证”的事。王昌诚作为国民党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直接参与了抓捕行动，他比谁都清楚，那个待在自己家里一个多月的“继母”，到底是谁。

舟山定海县城的存济医院里，朱枫躲了起来。

每天天不亮，她就裹着大衣去江边的码头，冷风刮得脸生疼，她却盯着江面不肯挪眼，有没有民船？有没有能帮她回去的人？可连着14天，她每次都是失望而归。街上的士兵越来越多，荷枪实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2月18日清晨，天还没亮，存济医院的门被猛地踹开。一群特务冲了进来，指着朱枫喊：“就是她！”朱枫没反抗，只是默默地把藏在怀里的金锁片、金链条、金手镯攥紧了，那是她最后的后路。

被押到定海看守所的日子里，特务们没少折磨她。老虎凳、电击，各种刑具都用了，可朱枫始终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

2月26日夜里，她知道自己等不到救援了，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敌人手里。她把金锁片用牙咬断，金链条一节节掰开，金手镯折成两段，二两多重的黄金，分四次混着冷水吞了下去。

喉咙被划破了，血腥味在嘴里散开，她却没吐出来。特务发现时，她已经疼得昏迷了，赶紧灌泻药，把黄金从她胃里排了出来。

后来国民党的内部文件里写着：“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是真的有骨气。

3月，朱枫被押回台北，关进了宪兵司令部的牢房。审讯她的特务叫谷正文，无论他怎么打、怎么劝，朱枫都没吐露半个字的组织机密，甚至没提过阿菊和王昌诚半个字。她心里清楚，一旦把他们扯进来，阿菊一家就完了。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阳光有点刺眼，朱枫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碎花旗袍，和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一起，被押到了刑场中央。

临刑前，吴石吟了句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朱枫抬起头，朝着大陆的方向，高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她的身体。45岁的朱枫倒在血泊里，眼睛还睁着，像是在望着远方的家。

当天，朱枫的尸体就被送去火化了。按国民党当时的规矩，“共谍”的骨灰不准家属认领，可几个月后，阿菊还是给军法局写了封信，说想领回继母的遗物和骨灰，将来好归葬大陆老家。

军法局批了，让她去取，可阿菊没去，王昌诚因为这事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一家人吓得够呛，她不敢再冒险，更不敢承认自己和“共匪”有关系。

朱枫的骨灰，就这么成了无主之物，被送到了台北六张犁公墓的无主骨灰区，编号233。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把“朱谌之”的“谌”和“之”写成了连笔，误记成了“朱湛文”。这一错，就是60年。

大陆这边，朱晓光和孩子们一直在找朱枫的下落。儿子朱明自从当年和母亲分开后，再也没见过她，只能靠着母亲留下的照片思念。女儿朱晓枫长大后，更是四处打听，可那时候两岸不通音讯，一点消息都没有。

2003年，朱晓枫找到了台湾文史研究者徐宗懋，拜托他帮忙寻找母亲的骨灰。徐宗懋答应了，登寻人启事、查档案、写文章，找了很久，终于在2005年找到了阿菊。

那时候阿菊已经85岁了，住在健康疗养院里。徐宗懋跟她说“受朱晓枫委托来看您”，阿菊却急着否认：“我没有妹妹！”提到“朱谌之”，她更是硬着嗓子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徐宗懋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朱枫抱着年幼的阿菊，两个人都笑得特别灿烂。阿菊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眼睛慢慢红了，泪光闪了一下，可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女儿也在系统里工作，会影响她的。”

60年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恐惧，还刻在她心里。

转机出现在2009年。一个叫潘蓁的上海人去台湾寻找父亲的骨灰，在殡仪馆的名册上看到了“朱湛文”这个名字。他想起之前看过朱枫的报道，觉得“湛文”可能是“谌之”的笔误，赶紧告诉了徐宗懋。

2010年5月6日，徐宗懋在台北富德公墓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编号233的骨灰坛，上面清清楚楚刻着“朱谌之”。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这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从台湾运回北京。2011年7月14日，宁波镇海烈士陵园里，举行了朱枫的安葬仪式。

那时候，朱明已经72岁了，他趴在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上，哭得站都站不住，他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母亲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