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他穿将军服，被授少将军衔，回家却对妻子说：我地位太高了

“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这是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忍不住对妻子发出的感叹。他就是甘祖昌将军。

授衔后不久，这位将军就选择解甲归田，令人意外的是，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带，全家大小14个人，行李却只有3个箱子。

除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他还带了8个笼子，笼子里可不是什么“稀罕宠物”，而是几头猪，十几对兔子，和十几只鸡。

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少将的“种田人生”。

1927年，秋收起义的号角刚过，江西莲花县的甘祖昌就揣着一腔热乎劲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那会儿他刚20出头，没多少文化，却凭着一股实在劲，在湘赣军区兵工厂扎下了根，既是管生产调度的副科长，又得扛着货郎担当采购员。

当时部队缺制造子弹的硝酸钾，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着针头线脑、红糖盐巴，悄悄钻进敌占区。货担底下藏着采购清单，遇到盘查就笑着说：“给乡亲们送点过日子的东西”，好几次都贴着敌人的岗哨绕过去，把急需的原料悄悄运回来。

后来长征开始，甘祖昌成了红六军团工人连连长。

别人背干粮行李，他肩上总多一份重量：机床零件。过夹金山的时候，雪下得能埋到膝盖，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他把零件紧紧裹在棉袄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挪。

有战士劝他扔点轻的，他摇头：“这是修武器的家伙，扔了到了宿营地，战友们的枪坏了咋打仗？”就这么硬扛着，把零件完整带到了陕北。

到了抗日战争，甘祖昌调到359旅当供给部副部长。1941年部队进驻南泥湾，眼瞅着粮食不够吃，他急得睡不着觉。看着满地黄土，他琢磨出个法子：带着战士们开荒，把盐碱地翻过来晒，再把晒干的牛粪堆起来发酵，掺进土里改良土壤。

白天跟着大伙挥锄头，晚上还在油灯下查农书，琢磨种水稻的窍门。开春下种，到了秋收，荒滩上真长出了沉甸甸的稻穗。虽说没精确算过亩产，但足够让不少战士顿顿吃上米饭。

旅长王震路过田埂，拍着他的肩膀笑：“甘祖昌，你这手真行！造得了枪炮，还种得出好庄稼！”

解放战争后期，甘祖昌跟着一兵团进军新疆。刚到那儿就遇上难题：国民党起义部队留下一堆烂摊子，20万军民的吃饭成了大问题。

他跑遍北疆的牧区，看到牧民手里有不少羊毛，却换不来盐和茶叶；部队有需求，却没路子换粮食。琢磨来琢磨去，他想出个双赢的法子：用牧民的羊毛跟苏联换日用品，牧民得了实惠，部队也用换来的物资换回了粮食。

就这么一来二去，僵局慢慢打开，军民的吃饭问题总算稳当了。

可安稳日子没几天，1952年就出了意外。他去郊区检查工作，路过一座木桥时，桥板早被敌特偷偷锯坏了，车子一下翻进河里。等被救上来，甘祖昌的上唇裂成了三瓣，下巴脱了臼，头更是疼得厉害。

兵团卫生部的医生说必须静养，组织也安排了疗养，他却躺不住，病房里摆上文件，刚能坐起来就撑着批报告，护士劝他歇着，他就说：

“后勤的事耽误不得，年轻人接手还得适应，我先把摊子稳住。”

从兵工厂的采购员到长征路上的连长，从南泥湾的开荒人到新疆的后勤部长，甘祖昌一辈子没挑过轻松活，只认一个理：不管在哪儿，得实实在在做事，不辜负跟着自己的人，不辜负老百姓的盼头。

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甘祖昌的新军装料子还挺括，胸前的几枚勋章在灯光下亮得晃眼。可一进家门，他就拽着妻子龚全珍的手叹气：

“这些荣誉该给那些埋在地下的战友，我穿着这身将军服，心里不安生。”

从那天起，他连着3年，写了好几次报告，求着组织让自己回家种地，直到1957年才终于获批。

动身回江西莲花县那天，甘祖昌把全家14口人的行李归置成3个木箱子，说要给国家省差旅费。车厢里最占地方的，是8只沉甸甸的笼子：6头约克猪哼哼唧唧，15对安哥拉兔扒着竹条张望，15只来亨鸡扑腾着翅膀。

送行的战友打趣他把养殖场搬回来了，他却认真道：“衣服旧点能穿，这些良种能让老乡们多添口饭，比啥都金贵。”

刚到沿背村，甘祖昌就把弟妹们叫到一起开伙会：“我回来就是当农民的，以后挣工分吃饭，谁也不能搞特殊。”他领着全家住进了墙皮发黑的老阁楼，苍蝇白天围着转，晚上蚊子能把人咬醒，龚全珍心疼他，他却笑着说：“挂个蚊帐就解决了，这可比长征时强多了。”

天刚蒙蒙亮，他就背着粪筐出门，教孩子们认肥料：“狗屎最肥田，牛屎拿去喂鱼正好。”半年下来，光他家就给队里集了不少肥。

看到村里的冬水田年年亩产就300来斤，甘祖昌犯了愁。

他想起南泥湾的经验，带着村民挖排水沟，把板结的烂泥翻过来晒。又托人从清江农科所捎来“清江早”稻种，手把手教大家育秧。第2年秋收，稻穗沉得压弯了秆，亩产一下蹿到500斤，村民们捧着新米，都夸老将军懂行。

1963年大旱，地里的庄稼全蔫了，往年修的小水坝一冲就垮。甘祖昌揣着干饭团，翻了好几座山勘察地形，来回那好几十里路，鞋底都磨破了。他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图纸，亲自拉着皮尺量距离，和村民们一起抬石头、筑堤坝。

几个月下来，他手上磨出了厚茧，光锄头都挖断了好几个，浆山水库终于建成了。43华里长的水渠绕着山转，不仅沿背村，周边好几个村子的田地都浇上了水，“十年九旱”的穷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从将军到农民，甘祖昌没改的是那股实干劲，他心里装的从来不是勋章，而是乡亲们的饭碗和庄稼地。

1986年，江西莲花县沿背村的老屋还透着些凉意。

龚全珍蹲在木柜前，翻出一个铁皮盒，那是甘祖昌用了30多年的物件，边角被磨得发亮，盒盖扣着的地方还缠了圈旧铁丝。她轻轻掰开锁扣，“吱呀”一声，里面的东西让她红了眼。

三枚勋章躺在红布上，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边角没一点锈迹，显然是甘祖昌生前常拿出来擦。

几张苏区纸币叠得整齐，边角卷了毛边，还有张泛黄的纸条，是甘祖昌的笔迹，遒劲有力的字里，“领工资后留20元生活费，其余全部用于集体”这行字，“20元”被圈了两圈，像是怕自己多花一分。

后来村里算账，从1957年甘祖昌回村，到1985年，他前前后后捐了8万多元。那时候，县城里的工人一个月才挣35块左右，这笔钱够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攒20多年，也够村里买上千斤化肥，让几十亩冬水田多收一季稻。

甘祖昌生前总说：“钱揣在兜里不顶用，花在乡亲的地里、孩子的书本上才值。”

每次工资到账，他都先想着给生产队买良种，自己却常年穿打补丁的蓝布衫，红薯干就着稀饭就是一顿饭。

龚全珍没让丈夫的这份心断了。2011年，她牵头成立了“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会”，先把自己5万多的退休金捐了进去。那阵子，她揣着笔记本跑遍了莲花县的中小学，哪个孩子爸妈生病、哪个孩子交不起学费，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次去沿背村小学，见个小姑娘冬天穿单鞋，脚冻得通红，她当场就去镇上买了棉鞋和袜子，蹲下来给孩子穿上，嘴里念叨：“老甘要是在，肯定也会这么做。”她常去村外的稻田，看着金黄的稻穗弯腰，就跟身边人说：

“你看，老甘的精神还在这儿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