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通报来了，疑问更重了

文 | 难得君

春节前，南京博物院违规出售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图卷一事，终于等来了江苏省调查组的官方通报。

该处理的处理，该调查的调查，该追回的也“追回”了。看起来，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但，当我，以及许多关心此事的普通人，仔细读完这份通报后，心中非但没有释然，反而涌起了更多、更深的疑问。

这纸通报，似乎不是为了解答疑惑，而是为了证明：这潭水，比我们想象得更深、更浑。

▌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时间线

通报厘清了一条关键的时间线，也推翻了一个此前被南博自己抛出来的“故事”。

1997年5月8日，南博时任常务副院长徐湖平违规签批，将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调拨给了江苏省文物总店“供销售”，标价2.5万元。请注意，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通报定性的“违规”。

紧接着，魔幻的操作开始了。同年7月初，文物总店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与其男友王某合谋，将价格标签偷偷从25000元改成了2500元。7月8日，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以九折即2250元的价格，将画买走。为了掩盖改价行为，张某在发票上做了手脚：不写货号，不写购买人姓名，并把《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

很快，这幅画经王某谎称为“祖传”，以1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藏家陆某。

此后，这幅画经历了质押、赎回、再质押，最终流入市场，并在2025年出现在嘉德拍卖会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这条时间线，清晰，也残酷。它无情地戳破了此前南博试图用一张“2001年发票”所编织的叙事。

此前，南博曾公开资料，声称《江南春》是在2001年以6800元售出的，并暗示这是一幅“仿作”，处置合规。

通报彻底推翻了这一点。画是在1997年被“窃卖”的，售价是令人匪夷所思的2250元，而非6800元。

那张2001年的发票，从何而来？为何而来？通报没有说。

但它像一根刺，扎在那里，告诉我们：有人曾试图用一份假的文件，去掩盖一桩真的罪行。

那么，问题接踵而至：既然1997年画就已经被盗卖，为何能在2001年“补开”出一张发票？

文物总店的财务管理和票据监管，形同虚设到了何种程度？这张假发票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是被谁、又是如何利用，来为这桩黑幕打掩护的？

更核心的质疑指向了起点：徐湖平。

通报说，卖画是张某等人的个人行为，徐湖平没拿钱。那么，这位时任常务副院长，费尽周折违规将国家珍贵文物调拨给下属单位“供销售”，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人民创收，还是为蛀虫开路？一个“没拿钱”，就能解释他开启这扇罪恶之门的动机吗？

▌一份“轻描淡写”的责任清单

通报指出，涉及此案的江苏省文旅厅、文物局、原文化厅、南博、文物总店等单位，共计29人负有责任。其中5人已死亡，“不再追究”；其余24人，正在“依规依纪依法查处”。

29人，一个不算少的数字。

但具体是谁？身处何职？在该事件中具体失职在何处？除了已经点明的徐湖平、张某，其他人，我们一概不知。

通报用了最笼统的表述，将一串可能至关重要的人物，隐藏在了“等单位及相关人员”这几个字背后。

这不得不让人对比，也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我们想起了其他一些引起舆论哗然的事件通报，那些通报常常会具体到单位、姓名、职务和具体处置结果。而南博事件的这份通报，在追责名单的呈现上，显得异常“含蓄”和“保护”。

这种含蓄，让公众的监督无处着力。

我们不知道那24个将被查处的人里，有没有当初为假发票开绿灯的人？有没有在历年审计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有没有在庞家后人多年来奔走呼号时，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人？

更重要的是，通报只字未提舆论高度关注的另两个关键人物：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以及那位从生物学“变身”美术博士、被指与徐家关系密切的杭州师大教师徐莺。

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冰山潜在水下的部分？公众的疑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种“选择性呈现”，处理了水面上看得见的浮萍，却对水下盘根错节的根茎，避而不谈。

这让我们如何相信，问题得到了根除？

▌一段五百年守护与一朝贼手玷污的对比

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通报，回顾一下《江南春》图卷本身的故事。

这或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1997年发生的那一幕，是何等的卑劣与讽刺。

这幅创作于明代中的瑰宝，凝聚了沈周、文徵明、仇英等多位大师的心血，是诗、书、画三绝的集大成者。它的生命历程，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精神与国运气运的微观史。

它经历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在战火与杀戮中被王家珍藏；它挺过了186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的毁灭性破坏，被顾文彬家族带入上海“过云楼”悉心庇护；它熬过了1912年清室倾覆后社会的混乱与文物外流的浪潮，在金石学家褚德彝手中得以保全。

它最大的劫难在近代。

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江南，南浔沦陷，多少文物毁于战火或遭劫掠。是庞莱臣先生，拼死守住了虚斋的收藏，其中就包括《江南春》。

1949年，江山鼎革，庞家选择留下，将包括此画在内的国之重宝，留在了这片土地。

1959年，庞家后人庞增和先生，怀着对国家的无限信任，将137件虚斋珍品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连奖励都拒绝了。

此后，这幅画还在“破四旧”的风暴中险遭厄运，是时任南博院长姚迁先生挺身而出，将它保护下来。

五百年间，这幅薄薄的绢本，逃过了清军的刀、太平军的火、日寇的抢、动荡的毁。它被一代代真正的文人、藏家、有良知的管理者，用生命、智慧和勇气守护、传承。它身上承载的，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

然而，这一切崇高的坚守，在1997年，被徐湖平这个老畜生一纸违规调拨令，被张某的一双改价的手，轻易地击得粉碎。

2250元，就让这件无价之宝，像处理废品一样，流入了私人的囊中。

先人用生命守护的，被后人用权力贱卖。捐献者奉若圭臬的，被受赠者视如草芥。

这不仅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良知的沦丧，是对民族千年文脉最可耻的背叛。

▌一个远未结束的追问

如今，通报说画追回了，存入了南博的库房。可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幅被贼手玷污、被金钱践踏、被谎言包裹过的画，还有资格、还应该存放在那个曾经背叛了捐赠者信任的地方吗？

庞家后人当初捐赠，捐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托付的是一段家族与民族共同的历史。

南博不仅弄丢了这幅画，更用长达数十年的隐瞒、推诿乃至欺骗，狠狠践踏了这份信任。

信任一旦破裂，修补起来何其艰难。将画继续留在南博，就像将一道巨大的伤疤，永久地展览在那里，时刻提醒着人们这段不堪的往事。

我个人认为，出于最基本的道义和对捐赠者至高无上权益的尊重，这幅《江南春》图卷，以及其他被违规处理的庞家捐赠文物，应该尽快、完整地返还给庞家后人。

由真正珍视它、理解它的家族来决定其最终归宿，或许才是对这段坎坷历史最好的交代。国家可以回购，可以协商，但主导权，应在于被伤害的一方。

“追回”不是终点，“查处”也不是句号。

南博事件暴露出的，绝非个别蠹虫的问题，而是一套系统性的失守：文物定级的儿戏、调拨程序的虚设、内部监管的真空、审计稽核的失效，以及面对质疑时，体系性的隐瞒与傲慢。

这份通报，解答了一些表层问题，却打开了更多深层的疑窦。它给了我们一个结果，却没有给我们全部真相。徐莺是谁？徐湘江何在？那24人究竟是谁？2001年的假发票是谁的杰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就不能说正义已经实现。

文物是民族的记忆，是活着的历史。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的来路与魂灵。

今天，我们为了一幅《江南春》追问，不仅仅是为庞家讨一个公道，更是为了无数个“庞家”不再心寒，为了无数件“江南春”不再蒙尘，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不再被有权有势的蛀虫，悄悄地、嚣张地掏空、变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