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发明郡县制？这是一个知识误区

郡县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

首先我们要搞明白郡县制的萌芽在哪里。

东周初年，周天子执掌下的天下，奉行着一套成熟却日趋僵化的分封之制。王土层层分封予诸侯，诸侯再将疆土拆分，赏给麾下卿大夫。

这些被分封的土地，终成受封者的私人土地，他们手握辖区行政之权、赋税之利，更掌控私人甲兵、拥兵自重。

久而久之，周天子的土地被层层纷纷给诸侯，诸侯的土地被层层分配给卿大夫，而卿大夫的土地又继续被层层纷纷给自己的家臣。

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也会衰微，甚至连卿大夫也可能被自己的家臣所控制。

所以晋国三家分晋，鲁国有三桓之乱，齐国有田氏代齐，郑国有七穆轮流执政，国君被反噬的案例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接二连三发生，总有人意识到不对劲，于是就有诸侯开始动脑筋。

原本分封给你的土地是动不得了，那么新打下的土地，要不要改变一下管理方式？

最先在这方面做出创新的，是楚国。

《左传》中有明确记载：楚文王灭申、息二国后，拜彭仲爽为令尹，同时将二国故土正式划为县治，纳入楚国直接统辖版图。

如此一来，申、息两地的土地、人口、以及产出的粮食，就都归属于楚王。其中申国指古申国（南阳），息国在今信阳息县。

这是我国最早的县，其中息县又被称为三千年未改其名，天下第一县（有争议）。

彼时楚、晋两国国力鼎盛，兵锋所指，小国纷纷臣服，吞灭的周边邦国最多、新纳疆土最广，亟需一套高效有序的治理之法，整合新附之地、稳固统治根基。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对楚国的做法有过精辟评断：“春秋之世，灭人之国，固为己县”。

春秋之时，楚国每灭一国，从不将疆土分封诸臣，而是径直划为己县，归国君直接统辖，这亦是史料可考的最早设县实践之一。

楚国设县亦有鲜明特质：
第一，通常以被灭之国的都城为名，定为新县之号，既便于辖治，也能彰显征服之功与赫赫威名。

第二，楚国的县多设置于边疆地区，只因这些土地皆是开疆拓土所得，本就地处国境之缘，常年面临外敌侵扰、烽烟不断。

第三，这些县除了具有日常行政、赋税征收之责，更有边疆戍守、抵御外侮的重任，是名副其实的“军政合一”之区，兼具治民与守土双重使命，可固边安民、一举两得。

比如上边提到的申息两地，楚国就用当地的人口组建了申息之师，并投入到跟晋国的争霸战争中。

晋国设县之始亦不晚于楚国。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有清晰记载：晋襄公因大臣胥臣于沙场屡立奇功，欲彰其勋绩，便将“先茅之县”赏赐于他。

西晋名士杜预为《左传》作注时，曾专门诠释此事：“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意为先茅氏一族已然绝后，无有继承人，晋襄公遂将其原辖之县收归国有，再转赏胥臣以酬其功。

说明在此之前，晋国也已经有设县的操作。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晋国县治长官称作“县大夫”，此职位与晋国卿大夫看似相近，实则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卿大夫的封地是世代相传的私域，若非获罪夺爵、满门抄斩，其子孙便可永续承袭，享有封地内一切权力；

而县大夫一职绝非世袭，国君会依据其治政之功、辖民之绩定期考核，合格者留任，不合格者罢黜，再择贤能之士取而代之。

这种国君可直接任免地方官员的模式，已经初具中央集权雏形，较楚国相对独立的县制更胜一筹、更为先进，也为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蓬勃发展，埋下了珍贵种子。

秦国的郡县制起步也不算太晚，大致与楚国同期，甚至较晋国稍早。

《史记·秦本纪》有载：“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这一时间与楚国设县之始大致持平，足见秦国设县历史亦颇为悠久。

可惜的是，关于秦国早期郡县制的史料极为匮乏，除《史记》中这寥寥一语，《春秋》等其他先秦典籍竟无一字相关记载。

因此，秦国早期郡县制的具体管理模式、职能划分，至今仍是千古之谜，无足够史料可资佐证，唯有留待后世学者进一步探寻考证。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国力、文化、经济皆落后于中原列国，政治制度中亦残留着浓厚的游牧部落遗风，尚未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主流。

因此，北大教授顾德荣先生曾提出精辟见解：秦国早期所设之“县”，实则与《周礼》中记载的“都鄙”（封地）相差无几，本质上与卿大夫的采邑并无太大区别，由此推测，这种县依旧裹挟着浓厚的分封色彩，与后世成熟完备的县制有着云泥之别。

齐国在春秋时期亦曾设县治民，只是齐国县制素来低调内敛，相关史料记载颇为稀少，影响力远不及楚、晋两国，未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春秋时期的郡县制有一处颇为有趣的现象：

《说文解字》中提到：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 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

彼时“郡”的设置远较“县”稀少，且最初之时，郡反而隶属于县——这与后世我们熟知的“郡大于县”“郡县两级并行”之制恰好相悖，也清晰映照出郡县制在漫长历史中循序渐进、不断演进的痕迹。

到秦国统一六国以后，重新组装，设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8郡），郡之下设县，我们熟悉的郡县制才基本成型。

所以在郡县制这一块，始皇帝只是综合前人经验教训，进行全国性推广的一种制度革新，包括教科书中也是提到，始皇帝推广了郡县制，而不是发明了郡县制。

不止郡县制，华夏历史上诸多影响深远、泽被后世的制度，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一派之独创，而是在漫长历史演进中，列国相互研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结晶。

比如备受争议的“连坐”制度，最早并不是法家提出，而是源自于墨家。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法家，但他也吸收了道家、墨家的部分理念。

儒家的天人感性源自于西汉董仲舒的改编，四书五经源自于南宋朱熹的改编，然后在元朝的时候列入科举考试范畴，裹脚也不是儒家一开始所提倡。

所以骂儒家千万别骂孔夫子。

制度层面，三公九卿变成三省六部，察举制变成科举制，郡县制进一步完善成行省制度等等，都是吸收前朝经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结果。

只不过，有些适应了新形势，有些最终成了帝国的禁锢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