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亚鹏嫣然风波，看慈善的专业守界之道

编者按：

随着官方媒体的深度报道，嫣然天使医院事件持续引发社会思考。本期将进一步展开“解剖麻雀”式的分析。

我们将厘清“嫣然系”多个法律主体的权责边界，审视欠租风波背后契约精神与公益属性的内在张力，并辨析公益项目“唯一性”迷思与资金使用效益之间的深层逻辑。希望通过对这一具体生存危机的观察，折射出高净值人群在实践慈善时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使个人“能力圈”与慈善“工具选择”精准匹配。

这不仅是对单一事件的复盘，更旨在探讨如何让善意穿越周期，实现家族慈善的稳健与传承。

近日，李亚鹏及其创办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租金纠纷陷入困境，舆论场上同情与质疑交织。当公众聚焦于明星个人及其财务危机时，鲜少有人注意到，这桩实则是一堂生动的家族慈善公开课，私人财富如何专业地做慈善的风险样本。

它揭示了在财富向善传承的浪潮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慈善不仅需要情怀的热忱，更需要结构化的理性与专业能力的支撑。厘清其中法律主体、审视运营逻辑、反思模式选择，对于当下正处于代际传承关键期而言，具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一、一张表看懂“嫣然系”四大主体（1个专项基金+2个基金会+1家民营医院）

很多人以为“嫣然天使”就是一家机构，其实不然。在法律和财务上，这是四个完全独立、功能迥异的实体。

二、四者的关系

当下舆论的混乱，厘清主体，对四个"嫣然"进行法律分野尤为重要。在法律与财务层面，这实则是四个完全独立、功能迥异的实体，其边界不容模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成立于2006年。2006年11月，一则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在中国慈善史上写下温暖注脚。因女儿李嫣罹患先天性唇腭裂，李亚鹏、王菲夫妇深切体悟到患儿家庭之艰、求医之路之难。为惠及更多身陷困境的唇腭裂儿童，二人以女儿之名发起成立"嫣然天使基金"，并捐资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正式挂靠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但拥有公开募捐资质，其专款用于患儿手术救助。是目前唯一合法的公众捐款入口，近期社会捐赠均直接进入该红基会账户。

▲来源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

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公益基金会，2016年设立，为独立法人、非公募基金会，已于2023年3月注销。

王菲等明星早期大额捐赠多指向此主体，其注销属于独立法人的终止，与当前公众捐款无直接关联。

▲嫣然慈善晚宴照片

回顾2009年12月，嫣然慈善晚宴筹得2956万元，首次披露“自建医院”计划，资金全部留作医院启动款。2011年底，北京市卫生局批复同意设置“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来源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来源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香港公司注册处官网

嫣然天使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曾作为境外筹资平台，亦已解散。其为当年新闻所言的慈善晚宴的接款主体。

北京市朝阳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2012年设立，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独立的医疗机构。它并非慈善组织，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但可依法提供收费医疗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官网

为进一步提升唇腭裂患儿医疗救助的实效性与专业性，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后，李亚鹏、王菲夫妇于2012年投资1000万元，创办北京市朝阳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总之，四者关系可作以下理解：

嫣然天使基金是"资金池"，负责筹资与资助审核；

嫣然天使医院是"执行端"，提供医疗服务并收取费用；

已解散的嫣然天使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是曾经的“境外钱包”；

已注销的独立基金会则是曾经的"补充管家"。资金从基金流向医院，需经过患儿申请、审核、拨付的严格流程，而非创始人个人可以随意调配的私产。

这种架构设计本应形成制衡，却因公众认知的模糊，使得医院经营危机被误读为公益项目的失败。

三、核心争议点

（一）欠租纠纷

法院文书显示，医院租金欠额累计超2600万元。争议焦点在于“房租翻倍”。从"公益扶持价"（约2.65元/㎡/天）向市场价（约6.2元/㎡/天）的“大变天”是重资产的现实。

这一变化并非舆论所言的房东"趁火打劫"，而是2019年续约时基于市场商业理性的正常回归。其次，从时间脉络看，租约签订之时疫情尚未爆发，后续的市场环境变化超出了签约之初的风险预判。

表象的背后，其实是一起重资产民营医疗机构的现金流危机。医院依赖租赁场地运营，当营收无法覆盖刚性成本时，困境也就在所难免。

它警示我们：非营利机构的“公益”身份不能成为豁免市场规则的挡箭牌。契约精神面前，公益属性不能简单等同于商业豁免权。

（二）是否慈善医院

首先，非营利不等于不经营。

李亚鹏在视频中称医院"不能募捐"，是符合法律规定。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嫣然天使医院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非慈善组织。

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核心在于禁止利润分配，而非禁止收费运营。其可依法提供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收取诊疗费用，收入盈余仅能用于本机构的再发展。

然而，公众常将"非营利"误解为"完全免费"，这种认知错位容易导致对医院收费行为产生道德审判。

事实上，该院开设内科、外科等多科室面向社会收费，这或许是其维持运营、反哺唇腭裂救助的"自我造血"机制设计。

而问题就在于，这一机制未能形成理想的、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

（三）是否唯一

李亚鹏称嫣然是国内唯一能提供"团队序列治疗"（从唇裂修复、腭裂手术到语音训练、正畸、正颌的全程管理）的机构，这与医疗现实存在一定出入。

这组数据清晰展现出嫣然天使基金救治模式的深刻转型。从"单点支撑"到"网络协同"，自营医院救治量逐年递减，合作医院占比持续攀升，至2021年已承担起近九成救治任务。

这一转变意味着基金资源配置的更优解：依托公立医疗网络，患儿无需远赴北京，在当属地即可享受专业救治，降低了时间与经济成本，实现了善款使用效率与救助覆盖面的双提升。协作模式替代重资产运营，彰显了公益慈善事业专业化、平台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唇腭裂诊治联盟（Sinocleft）数据显示，国内现有14家核心成员单位（含北大口腔、华西口腔、上海九院等）及70余家成员单位，均具备成熟的序列治疗能力。

嫣然医院甚至不具备独立开展四级正颌手术的资质，需外聘专家合作。序列治疗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王光和教授团队建立首个腭裂语音实验室以来，已在中国发展数十年，绝非嫣然独创。

肯定其价值，但不必神化其不可替代性。打破"唯一性"迷思，有助于回归理性评估：在分布式医疗资源网络中，单点重资产模式，建立一家医院是否最优解呢？

（四）资金使用的效益

数据显示，嫣然医院救助单例唇腭裂患儿的综合成本约4万元，而国际微笑列车模式（资助公立医院手术补贴）成本仅3000-5000元。可见，前者是后者的8倍有余。

这种差异源于模式选择的不同。微笑列车采用轻资产平台模式，不建医院、不养团队，依托现有公立医疗网络；嫣然则自建实体医院，追求JCI认证（国际医院联合委员会标准），承担高额房租、人力与硬件成本。

从慈善经济学视角，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要求善款使用必须考量成本效益。

当同样的资金可以救助8名患儿还是1名患儿时，这种选择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命题。当然，嫣然提供的高标准、全序列服务具有其特定价值，但重资产模式对运营能力的极高要求，也注定了其脆弱性。

四、汉正的建议

1、什么能力匹配什么工具

能力水平与工具选择的匹配：重资产需要"长钱"

嫣然之困境的核心，在于选择了超越其本身持续供给能力的重资产模式。

纵观全球慈善史，成功的重资产项目（如医院、大学）无一不依托永续性金融架构。

洛克菲勒创办协和医院时，设立中华医学基金会，以4000万美元本金的投资收益维持运营；王永庆创办长庚医院，捐赠台塑集团股权，以企业分红作为稳定现金流；曹德旺筹建福耀科技大学，依托河仁慈善基金会进行专业化管理。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不动本金，只用分红。不依赖创始人个人声誉的持续变现，而是依靠金融资产的被动收益。

反观嫣然，其资金过度依赖创始人的明星效应与阶段性募捐，缺乏家族信托、捐赠基金（Endowment）等"长钱"支撑。当个人投资失利、声誉波动时，整个体系便失去供血动力源了。

对于高净值家族而言，慈善工具的选择必须与财富规模、现金流特征相匹配。轻资产慈善（如资助型基金会、慈善信托）适合影响力扩散；重资产慈善（如自建医院、学校）则必须配套永续资本，否则便是无源之水。

2、捐赠资金的社会效益

从情感到理性：捐赠资金的社会效益评估。

慈善的初心毋庸置疑是值得尊重，但善款的流向必须经得起效率的审视。

首先，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要求捐赠者关注单位成本产出。

在唇腭裂救助领域，轻资产模式可覆盖更多受益人，重资产模式则提供更深度的救助服务，两者本无高下，但需明确战略定位，避免"高成本、低规模"的尴尬和局促。

其次，专业治理结构是风险隔离之必需。

嫣然医院困境中，李亚鹏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这体现了担当，却也暴露了风险：当慈善项目与个人信用完全绑定，一旦经营失利，不仅事业受挫，家族财富亦面临威胁。成熟的慈善架构应通过独立法人、有限责任、专业理事会等设计，实现风险隔离。

3、结语

李亚鹏的嫣然故事，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挽歌，也是一例价值昂贵的教案。它告诉我们：

慈善从来不是简单的"捐钱-花钱"线性过程，而是涉及法律架构、现金流管理、风险控制的系统工程。

对于正在规划家族财富传承的企业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做不做慈善"，而是"如何专业地做慈善"。

情怀决定了慈善的起点，机制才决定了慈善的终点。 唯有让专业的力量介入辅助，让金融的逻辑赋能情怀，让治理的结构保驾护航，那份向善的初心才能真正跨越代际，照亮更远的路。

作者：陈新 曾曦

汉正家族办公室信托秘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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