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只是茨威格的三分之一，而且没人能抓住这三分之一的本质

《情感的迷惘》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这异曲同工的小说杰作，是茨威格献给生命与精神觉醒的激情瞬间的颂歌。他为我们揭示了那种既属于生命存在也属于文学存在的“极度兴奋的瞬间”的重要意义。

写给生命激情瞬间的颂歌

1927年里，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出版了小说集《情感的迷惘》，其中有他最重要的两个中篇小说《情感的迷惘》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当时茨威格已是名满欧洲的明星级作家。他写的小说、传记，乃至翻译、编选的作品几乎都是畅销书。他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大受欢迎，还是很多年轻作家的榜样，尤其深受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罗曼·罗兰、高尔基、黑塞等著名人士的喜爱。他的成功让同行嫉妒，总有人会或明或暗地嘲讽他。尤其让我意外的，是与他多有交往的霍夫曼斯塔尔、托马斯·曼，都曾在私下里表露过对他的轻视。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其作品的持久流传，直到今天它们在全世界仍拥有大量的读者。

茨威格给我的最初震动，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了《象棋的故事》。我至今记得小说里的那位奇人，在被纳粹监禁审查期间，将一本国际象棋名局棋谱的所有棋局烂熟于心，并能在脑海中重现任何一局棋的内容，还领悟了深奥的棋理。最后在一艘驶向巴西的客轮上，他应邀出手击败了一位天才的国际象棋冠军。不过，那本棋谱虽然曾拯救他于极端的身心困境，但也让他濒临精神异常。最近，我在重读这篇小说时，几乎立即就想到了博尔赫斯。从结构方式与整体效果上看，《象棋的故事》甚至很像博尔赫斯式小说的先声——当然他们的风格与追求截然不同，博尔赫斯追求的是新的小说叙事形式与文本结构的艺术，而茨威格的关注点则始终是人性与人物心理的幽深复杂。

与茨威格私交颇深的弗洛伊德就认为，茨威格在创作中更像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致茨威格的信中写道：“我长期以来就赞赏您，对您运用于创作之中的如此罕见、深邃而又充满悲悯的理解力钦佩不已。”而这种“深邃而又充满悲悯的理解力”，在我刚刚重读过的《情感的迷惘》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都有着精彩的展现，我觉得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也完全有资格被列入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列。

《情感的迷惘》的故事并不复杂。“我”是位功成名就的六十岁教授，当那部由学生与同事编辑的庆祝“我”生日和学术教学三十年的精美纪念文集送到面前时，看着那些回忆与颂扬的文章和作者名字，“我”觉得其中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名字——在大学时代给了“我”重要影响的导师、那位英语语文学教授。

在小说的结尾，“我”以自白结束了对导师的回忆，“但直到今天，我还像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我觉得，在他之前有父母，在他之后有妻儿，我再也不感谢任何人。我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

1919年，黑塞化名“埃米尔·辛克莱”出版了成长小说《德米安》，直到小说获“冯塔纳奖”，黑塞才承认自己是该书的作者。而茨威格早在1910年就跟黑塞成为笔友，1917年在瑞士见面后他们成为了至交，茨威格肯定是读过《德米安》的。小说中，少年辛克莱从懦弱到坚强，再到自我觉醒，完成自我的二次诞生，得到了三位导师的引领。他领悟到德米安、皮斯托里乌斯、爱娃夫人都是他的内在灵魂的一部分，是他们引导他走向了自我，完成了精神意义上的破壳重生。

可以想象，《德米安》给茨威格的启发，一是“该隐的标志”，即强者和异类会被弱者贴上“恶”的标签；二是人应该拥抱自己内在的全部，包括黑暗面。在《情感的迷惘》中，“我”在柏林结束放浪生活后的觉醒其实还是表面的，因为“我”的自我精神并没有真正的觉醒。开启这次觉醒历程的，是初见导师时听到的那场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即兴演讲。

在回忆往事的“我”的眼中，导师无疑就是有着“该隐的标志”的强者和异类。导师对莎士比亚时代精神的激情四射的解析，尤其是对“极度兴奋的瞬间”的意义特质的揭示，对“我”的启发不可避免地从文学精神转到了自我精神层面。当“我”决定助力导师完成那部作品时，意味着“我”决意要亲身参与并体验一个属于天才创作者的“伟大时刻”，共享那“极度兴奋的瞬间”。

在情感的巨浪中，导师不仅把“我”推上了岸，还使“我”获得新生。跟《德米安》里的辛克莱不同，“我”的破壳而出与重获新生，是因为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且无法言明的精神洗礼与秘密之爱，并因此能够“拥抱自己内在的全部，包括黑暗面”。在成为教授后，“我”经常能从自己的讲课或演讲中恍然听出导师的声音，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我”与导师已是精神的同体。也正因如此，在六十岁时“我”才会坦承那个隐秘的事实：“我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与《情感的迷惘》有着某种同构性：叙事者都是老年人，追忆多年前的特殊情感经历，都是探究一个人如何能完成个人精神觉悟，并最终能拥抱自己内在的全部及黑暗面的问题。

酒店里发生的一个女人抛夫弃子与陌生男人私奔的事件，引发了“我”与六十七岁的C夫人的争论。她指责那个女人轻浮、草率，而“我”则为那女人辩护：

一个女人在她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会处于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如果一位女士自由而充满激情地听从她的本能，而不是像大多数普遍情况那样闭着眼睛躺在丈夫的怀里欺骗他，这样可能更加真诚……没有一个人有权利鄙视她。

随后C夫人单独约见了“我”，讲述了困扰她二十多年的那个发生在二十小四小时里的诡异激情故事。

二十多年来，尽管她“摆脱不了世人用那种不确定的表达称之为良心的东西”，但是又始终在凝视着那一天。“我”为那个私奔女人所做的辩护，让她忽然醒悟，这辩护也是为她而做的，当年自己在那二十四小时里所做的一切，正是“充满激情地听从她的本能”，而且，“如果没有这次巧合，我恐怕永远不会明白，大自然有时能够如此壮丽而奇妙地把冷和热、死和生、喜悦和绝望浓缩在瞬息之中。”

事实上，茨威格通过“我”所做的辩护，是为所有女人而做的。这种态度无论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在今天，都是极具震撼力的。但是茨威格作为小说家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仅止于此，他在这个小说里所探究的不只是女性的自由与激情的合理性，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深入到中年女性的内心幽秘处，深刻地揭示了那场遭遇激情的过程中，C夫人从因母性泛滥而去拯救那个年轻人，到意外发生关系后的羞愧自责，再到次日清晨想离开又看到他的脸时的复杂意识：“一生中最为可怕的一瞬间，变成了最让人惊讶、最让人震撼的一瞬间，这两种感觉像是孪生姐妹一样先后出现。”如果不是茨威格这样写出来，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一场因为母爱意识导致的欲望与激情的越界爆发，竟会在C夫人心里突破那纠缠着不清的道德负罪感，升华为一种强烈的充满救赎感与牺牲精神的宗教意味。

尤其是在小说的最后，当C夫人讲完了这个故事，并表达了对“我”的那些辩护的感激之情时，“我”看到，“这时她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让她从脸颊到白发都透着红光——但是她完全就像个小姑娘一样站在那里，因为回忆过去而像新娘一样有点不知所措，又因为自己的坦诚而感到羞涩。”毫无疑问，在精神上，她已重获新生。

这两篇异曲同工的小说杰作，是茨威格献给生命与精神觉醒的激情瞬间的颂歌。他不仅为我们揭示了那种既属于生命存在也属于文学存在的“极度兴奋的瞬间”的重要意义，并以极为生动的方式验证了“一切精神源于热血，一切思想始于激情，一切激情始于狂热”，还证明了他确实是位真正意义上的远非心理学所能涵盖的心理学家。尤其是它们还能说明一个事实，他在状态最好时所创作的小说，都是第一流的。

事实上，出身于犹太纺织业世家的茨威格，从跻身文坛并迅速声名显赫，到作品被纳粹封禁、被迫远走他乡，再到最后在遥远的巴西与妻子服药自尽，始终都是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家。如果只看他的生平简介，会发现他不仅热衷于收藏名人手稿（比如歌德、贝多芬、莫扎特、威廉·布莱克、巴尔扎克的真迹），还喜欢旅行，经常热心提携帮助年轻作家，跟很多人保持频繁的通信，还会不时到各地演讲……这些信息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个社交达人。但实际上刚好相反，他并不是个话多的人，甚至从早年起就极少公开谈论自己，即使是在老熟人面前他也会少言寡语，以至于就连那些密友都觉得他神秘莫测。

最了解他的，莫过于他的首任妻子弗蕾德里克。她发现他并不擅于享受公众的掌声，在人多时还会显得腼腆怯场。在1930年的一封信里，她精准地分析了他复杂的个性：“我昨天想起你的朋友们时，又感觉心头一沉，因为除我之外没人真正懂你。关于你，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最空洞、最愚蠢的东西来。但是，你也只让极少人接近你，而且，一涉及自己，你就封闭起来（太理解了）。你的写作只是你本人的三分之一，而且没人能抓住这三分之一的本质，用以解释其余三分之二。”

关于茨威格的传记、研究文章早已是数不胜数。可是，就算我们把它们都读过了，只要回到他的作品里，尤其是那些小说里，就会意识到，当年弗蕾德里克所说的那“三分之一的本质”和“其余三分之二”，其实仍旧是个谜。之所以会如此，我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长期深潜于人性、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幽深领域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隐匿了自己。

原标题：《写作只是茨威格的三分之一，而且没人能抓住这三分之一的本质》

栏目主编：李凌俊

文字编辑：袁欢

本文作者：赵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