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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16日下午,襄阳城内枪声渐息。第6纵队54团的战士们冲进杨家祠堂,在坑道里抓到了特务头子康泽。
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去,城内就传来了争吵声——几支部队为战利品起了冲突,甚至动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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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本该庆祝的胜利,最终演变成一场让刘伯承震怒的事件。
1948年6月初,南阳彰新庄。
中原野战军的纵队领导们围坐一堂,等着刘伯承开口。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地图摊开,红蓝箭头密密麻麻。刘伯承站起身,一只独眼扫过在座众人。
他直奔主题。
中原区的任务,就是把战争引到蒋管区去,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汉水区怎么打开局面?刘伯承谈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打襄樊老河口;第二方案,打信阳南北。
各纵队首长研究一番,意见统一——打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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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这地方太关键了。它卡在汉水中段,连着川陕鄂三省,拿下它,就能截断华中和西北敌军的联系,还能直接威逼武汉,为将来渡江入川铺路。
但计划刚定,华东野战军那边就发起了豫东战役。
6月17日,华野突然攻克开封。蒋介石和白崇禧慌了神,急忙调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从汝南、驻马店往北驰援。刘伯承当即决断:暂停襄樊战役,主力东移阻敌。
这一停,反倒成了妙招。
敌人主力全被吸引到豫东去了,襄阳、樊城、老河口这一片,只剩下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守着。康泽手下就三个川军旅加三个保安团,总共两万来人。兵力一空虚,机会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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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却不急。他把六纵藏在唐河地区,东能驰援平汉,南能奔袭襄樊。这叫持重待机,避实击虚。
6月下旬,白崇禧判断我军主力都在豫东,放心地把华中主力往北调。老河口、襄樊彻底孤立了。刘伯承等的就是这一刻。
7月初,作战命令下达:以第六纵队、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总共14个团3万多人,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拿下襄樊。敌人还蒙在鼓里。
7月1日,襄阳城里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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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过44岁生日,大摆酒席。这位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务头子,正跟白崇禧约好了,明天一起飞老河口巡视。酒过三巡,急报突然送到——解放军正在猛攻老河口!
康泽酒杯一摔,宴会散场。他赶紧给白崇禧发电报:暂时别来了。
7月2日深夜,第6纵队从河南新野出发。王近山下令:急行军,奔袭老河口。一夜70公里,天亮前必须赶到。
战士们摸黑狂奔。7月3日拂晓,部队突然出现在老河口城下。守敌163旅懵了——这支队伍哪冒出来的?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康泽的撤退命令就到了。康泽想把163旅调回襄阳加强防御,结果这一撤,军心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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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旅扔下阵地就跑。建制乱了,队形散了,跑到谷城以南的石花街,被陕南12旅堵个正着。刘金轩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以伤亡26人的代价,全歼了163旅两个团。
樊城的164旅吓坏了。没等解放军打过来,他们自己就弃城渡江,往襄阳北门逃。康泽鼻子都气歪了,严令164旅滚回樊城。
164旅硬着头皮回去了,但军心已经乱了。
7月7日,解放军各部逼近襄阳城郊。王近山带着6纵的干部观察地形,这一看,眉头皱起来了。襄阳真不好打。
城墙又高又厚,守敌在城墙上下都修了堡垒工事,火力点密密麻麻。城北是汉水,跟樊城遥相呼应;城南是羊祜山、虎头山、凤凰山这些高地,敌人在每个山头都修了碉堡,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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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城西有条狭窄走廊直通西门,但那里布满障碍物和地雷。
按照历史经验,攻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在城在,山失城亡。王近山决定先打南山。
7月8日黄昏,17旅、陕南12旅、桐柏3分区部队按预定计划猛攻各自目标。三天激战下来,17旅拿下琵琶山,12旅和桐柏部队占了凤凰山和铁帽山,但代价不小。17旅9连打到最后只剩16个人。
城南核心据点羊祜山还在敌人手里。
继续这么打下去,不仅耗时间,伤亡还会更大。豫东那边白崇禧已经派出增援部队,必须抢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拿下襄阳。
17旅旅长李德生提了个大胆建议:撇开南山守敌,绕山攻城,从西门直接掏襄阳的心窝子。
王近山和王宏坤商量后,同意了。
这个决定冒险。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攻襄阳必先取南山的惯例,但风险中藏着生机。
陕南12旅和桐柏部队佯攻南山,吸引敌人注意力。李德生率17旅连续攻克真武山和铁佛寺,控制了襄阳城西的石桥。18旅更大胆,冒着背水作战的危险,迂回到襄阳东关,跟17旅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这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刀劈三关"战法。
康泽见襄阳危急,急了。他下令樊城的164旅和城南羊祜山守军放弃阵地,全部退入襄阳城内。这一收缩,反倒让解放军没了后顾之忧。
刘伯承听说王近山这个打法,笑了:"越来越会动脑子,仗越打越精了。"
7月15日傍晚,天色渐暗。襄阳城内的守敌还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晚上8点20分,王宏坤一声令下,总攻开始。
炮火先开路。6纵仅有的3门山炮、2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27挺重机枪,全部集中在西门外。炮弹呼啸着砸向城墙,爆炸声震天动地。
工兵冲在最前面。他们连续4次爆破,终于在城墙上炸开一个缺口。17旅49团1营抓住机会,猛冲进西门。后续部队潮水般涌入,跟守敌展开激烈巷战。
这个营后来被授予"襄阳登城第一营"的称号。东面也发起了攻击。
陕南12旅、桐柏28旅从城东北角、东南角架设浮桥,佯装主攻。康泽果然上当,急忙把城内总预备队6000多人调往东门增援。西门的压力骤减。
三支部队在城内相互配合,勇猛穿插。他们把守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战至16日下午5点,城内守敌大部被歼。
只剩下两处据点还在顽抗:东街杨家祠堂的绥区司令部,和钟鼓楼。
钟鼓楼的敌人先撑不住了。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他们缴械投降。杨家祠堂是康泽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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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四进深的独立建筑,四个角上各有两层碉堡,院中心还有座三层主碉楼。康泽的特务营、宪兵队数百人,依托坚固工事死守。
王近山把捣毁康泽司令部的任务交给18旅54团。
下午4点,54团2营在团长余辅坤、政委霍宗岳指挥下发起猛攻。陕南12旅34团、桐柏28旅84团各派一部配合,52团炮兵连也加入战斗。
步兵炮平射,工兵爆破,步兵紧跟。三种打法配合得天衣无缝。仅用30分钟,部队就从西南角攻入敌司令部。负隅顽抗的守军全部被歼。
54团2营副教导员要秉仁带人仔细搜索。在祠堂中心碉堡底层坑道里,他们发现一堆死人。要秉仁凑近一看,有个胖子在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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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揪起来,正是康泽。这个国民党中央常委、著名特务头子,混在死人堆里被活捉了。襄阳攻坚战至此胜利结束。
战斗结束了,麻烦却来了。襄阳城内,各部队开始收缴战利品。6纵、陕南12旅、桐柏军区部队都参加了攻城,现在该怎么分这些缴获?
争执很快就起来了。
6纵54团和陕南12旅的部队在某处发生了冲突。具体因为什么起的争执,史料记载不一。但结果很明确——陕南部队有人受了伤,桐柏军区部队也有人挂彩。
现场的气氛一度很紧张。陕南部队有个团干部准备还击,孔庆德及时赶到,把桐柏军区的部队拉到了城外。
消息传到刘伯承那里,他震怒了。
这场胜仗打得漂亮,全歼守敌2.1万人,活捉康泽和郭勋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7座城镇。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朱德总司令称赞这是"小型模范战役"。
但这场内部冲突,给胜利蒙上了阴影。
刘伯承对6纵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的措辞很重,说这种行为是"军阀行为,本位主义异常严重"。
这话分量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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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不同于旧军队,讲究的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友军一致。为了战利品动手打兄弟部队,这触犯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
刘伯承责令54团相关人员向兄弟部队赔礼道歉,并通报全军。
6纵接受了批评。他们认真吸取教训,此后再没发生过类似事情。
这个插曲,恰恰证明了刘伯承治军的严格。他不仅要打胜仗,更要带出一支有纪律、守规矩的队伍。战场上可以猛虎下山,但对待友军必须守住底线。
襄樊战役的意义,远不止歼敌2.1万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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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说得很形象:这一仗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豫东战场吸走了敌人主力,襄樊孤立无援,我军抓住战机一举得手。
这体现的是全局观。
不是每一仗都要硬碰硬,关键是找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地打下去。襄樊战役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豫东的作战,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中原战场转入主动进攻创造了条件。
从1948年春天开始,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取得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胜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万余人,攻克了开封、襄阳等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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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战役后不久,解放军主动撤出襄阳,东进准备参加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又重新占领了襄樊。但这只是回光返照。
1948年12月20日,解放军再次发起樊城战役。1949年1月10日,襄阳彻底解放。
这座铁打的襄阳城,终究还是回到了人民手中。
回头看襄樊战役,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堂生动的作风教育课。刘伯承用实际行动告诉部队:打仗要猛,治军要严。胜利固然重要,但守住人民军队的本色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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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这场战役真正留给后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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