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个“狠人”，要不是慈禧阻拦，可能让日本成为中国一个省

1895年，当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签下那份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远在欧洲的一位清朝外交官正站在甲板上“望洋而叹”。

他叫宋育仁，四川富顺人，时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

就在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前，宋育仁几乎完成了一项堪称震惊世界的疯狂计划：

他组建了一支跨国雇佣军舰队，从菲律宾出发计划奇袭日本长崎、东京，直捣日本的老巢。

那不是小说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宋育仁已经筹集到了200万英镑（约合当时300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数十亿人民币），购买了5艘兵舰、10艘鱼雷快艇，招募了约2000名澳大利亚雇佣兵。

甚至连统军主将都选好了，为一名外籍人士，曾担任智利海军司令，经验丰富。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之际，慈禧太后的一纸电旨，让那个计划化为了泡影。

一个被遗忘的战争计划

要理解宋育仁为何敢做出那样的计划，我们首先得先了解这个人。

宋育仁，1857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寒家庭，父母早逝，由伯父抚养。

18岁中秀才，后进入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与杨锐、吴之英、廖平并称“尊经四杰”。

29岁高中进士，写下《三大礼赋》惊动光绪皇帝，留任翰林院。

与传统的文人不同，宋育仁不仅学富五车，善于吟诗作对，同时更关注时政。

在翰林院期间，曾写出《时务论》，用传统经学阐释维新思想，成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1891年，宋育仁出任广西学政时，他已经开始系统研究西学，提出外交与边防改革建议。

1894年，受清廷重托，37岁的宋育仁以参赞身份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的轰鸣工厂、整齐军队、和现代化高效议会。

那段经历彻底重塑了他的世界观，他在文章《采风卷》中写道：“西洋之强，非仅在船炮，更在制度之精、民心之齐。”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

当清军在平壤被溃败、黄海海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宋育仁彻夜难眠。

但他没有陷入绝望，而是冷静分析战局。并通过英国军情部门的情报，敏锐地抓住了日本的致命弱点：“倭兵少财乏，长于急战，短于持久。”

意思是说，通过情报宋育仁得知，日本当时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其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当时日本甚至连借债都维持不下去了。

那样的话，日本肯定不会长久，即便作战，日本也肯定选择的是急战，要是打持久战日本必败。

还有，宋育仁还发现，当时日本常备陆军仅6万余人，几乎倾巢而出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

当时日本本土防卫极度空虚，甚至连长崎那样的重要港口，海防炮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

东京湾的防御工事尚未完工，若遭遇突袭，足以引发朝野恐慌。要是一战而成的话，可能顺势拿下日本；即便不成，也会在谈判桌上占据优势。

由此，一瞬间，宋育仁的大脑中勾画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围魏救赵”。

后边的执行方案，宋育仁也做的十分精妙：

1、资金方面：宋育仁向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借了200万英镑（另加100万英镑战款），以四川盐税作抵押，由四川总督刘秉璋暗中支持。

2、装备方面：购买了英国原计划卖给阿根廷、智利的5艘兵舰和10艘鱼雷快艇。

3、兵源方面：从澳大利亚招募了约2000名退役水兵，由英美退役将领指挥。

4、伪装方面：将舰队托名“澳洲商会商船队”，悬挂英国国旗，从菲律宾出发，以护商为名直扑日本。

5、战术方面：奇袭长崎、东京，迫使日军主力从辽东、朝鲜回援，清军趁机反攻。

客观上来看，当时宋育仁的计划并非异想天开。

当时澳大利亚是英国属地，西例允许商会自募水师保护商旅。

宋育仁的伪装方案“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在法律上钻了空子，在战术上出其不意。

到了1895年初，计划已推进到“炮械毕集，整装待发”的地步。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小报告断送了这一伟大的战略。

原来宋育仁操作这一计划时，他的同伴公使“龚照瑗”正好回国述职，当他返回英国后就知道了宋育仁的计划。

当时他认为宋育仁的操作太过冒险了，尤其是“先斩后奏”的做法也不合乎常理，于是立刻电告清廷。

慈禧的“妄生事端”与历史的转折

清廷得知宋育仁的计划后，一时大惊失色。

当时朝廷正在一心与日本求和，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的计划，认为那一行为太过冒险了，慈禧太后更是怒斥宋育仁“妄生事端”。

第一时间，清廷写了一道密旨发往英国，其文曰：

“参赞宋育仁，妄生事端，擅开边衅，着即解职回京。所有海外募兵购舰事宜，一概废止。钦此。”

在回国的船上，宋育仁怅然若失，写下了《借筹记》，详记此事始末，“抚膺私泣，望洋而叹”。

他晚年自费出版此书，临终前特意嘱托家人，将书赠予前来吊唁者，以示壮志未酬之心。

回国后，他被收缴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后来调任四川商务局，创办《渝报》，推广维新思想，逐渐淡出政坛。

1931年，宋育仁病逝于四川。

那么，这里还留有一个疑问，要是宋育仁的计划得以实施，历史会不会该写？日本会不会被灭？

从军事角度看，宋育仁的计划确有可行性。

当时日本本土防卫空虚，2000名精锐雇佣兵配合鱼雷快艇突袭，完全可能打日本一个措手不及。

一旦东京震动，日军主力被迫回援，清军确实可能获得喘息之机，甚至扭转辽东战局。

但从政Z现实看，“日本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几乎不可能。

宋育仁的计划，本质上就是一场“围魏救赵”的行动，迫使日本回到谈判桌，而非占领日本。

以当时清朝的国力、海军投送能力和国际环境，大清长期占领日本本土也是不现实的。

还有更大的问题，即便那一计划成功，也未必能改变清朝的命运。

甲午之败，表面是军事失利，实质是体制的腐朽。北洋水师的炮弹里装沙子，军费被挪用修颐和园，整个国家机器已病入膏肓。

一个奇袭计划或许能赢得一场战役，但救不了那个腐朽的王朝。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应只沉浸于“如果成功会怎样”的假设中，而应看到更深层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坚船利炮，更需要敢于使用坚船利炮的决心；不仅需要人才，更需要让人才施展才华的体制。

宋育仁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当慈禧太后说出“妄生事端”四个字时，她扼杀的不只是一个奇袭计划，更是那个古老帝国最后一丝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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