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冲突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权利并非完全平行的，权利的冲突也很常见。

在美国，像怀孕女性能否自主堕胎、政府能否对言论自由进行审查、同性恋者能否结婚、死者能否决定自己的器官捐献，这样的议题，始终充满争议。对这些问题，权利来源理论，该如何回应呢？德肖维茨的观点一以贯之，自然法的理论无法解决，因为在自然法产生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未产生。而实证主义法学也爱莫能助，因为法律还没有规定。经验权利论，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

比如，对怀孕的女性什么时候、能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下应该拥有选择堕胎而非生育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经验性的因素：这个国家能否为女性提供安全的堕胎手术，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胎儿的活动可观察，胎儿脱离母体后的成活可能。

又比如，我们想象中，可以口无遮拦说一切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并不存在。德肖维茨认为，所谓的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权力的限制，就美国政府控制言论自由的尺度而言，主要取决于对恶行的经验。

比如，德肖维茨认为，在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的今天，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范围，是否包括煽动恐怖主义、是否允许发表种族灭绝的言论，结论主要来源于，美国政府限制这些言论的实际经验，也就是说，政府的限制，是扼杀了言论自由，还是减少了这些极端言论的负面影响。

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德肖维茨介绍说，因为社会公众有和同性恋者相处的经验，使得美国逐渐产生一种共识，认为同性恋者也应该和普通人一样能享有政府津贴的基本权利。但对于他们有没有婚姻权的问题，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背后的原因在于，由于缺乏同性恋婚姻的经验，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同性恋婚姻，仍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未来这一问题的解决，也要取决于人们与同性恋婚姻者相处的经验。

那么器官移植呢？是否应当允许死者决定和控制自己的器官移植？结论取决于，器官移植是否会变相鼓励以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方式谋取器官，移植器官的实际供给与需求。限制或者禁止对死者的器官进行移植，本身是体现对生者的尊重。但在供体不足的情况下，设立强制实施制度，或者规定，凡是不愿意捐出自己器官的人，就不能接受他人的捐赠，这样的鼓励捐赠制度，就是可能的选项。而不是从自然法的身体与灵魂的完整性上找答案。

在沉默权的保护上，也会根据经验作出必要的取舍。书中特别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继续坚持米兰达规则仍可适用于传统的警察讯问，但为了防止未来的恐怖主义攻击的必要而获取情报资讯时，可以将米兰达规则放在一边。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恶行会出现变化，对抗恶行的新权利，也会持续生成。由于权利是获得自由与公平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因此，权利的斗争永无休止。因为恶行总是存在，所以权利也永远长存。

第一，权利并非任何人的恩赐，而是在反思和防范恶行中产生的。

每一个具体权利的背后，都有一段反抗恶行的历史。我们应当珍视，这些反抗恶行的成果，珍视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感恩谁赐予我们权利。

第二，抽象的逻辑和观念，并不能为权利的冲突找到妥当的答案。从经验中权衡利弊，才可能找到权利边界的最优解。

比如，在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权利的边界，也应该清晰厘定。

在网络发帖，是否应当实名，是否应当显示IP地址？为了小区安全考虑，是否应当允许对所有出入的人员进行人脸识别？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并非天赋人权的观念，也不是去看法律规定怎样就该怎样。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能否在维护公共言论、社区安全的前提下，寻求对个人隐私的最小干扰——这是一个基于经验做法的细致方案选择，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比如，仅对显著超越言论自由尺度的发帖人提供IP追踪，仅对非小区业主的特定时间段人脸识别数据予以保留。

第三，维权不是找茬儿，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德肖维茨警告：权利像牙齿，需要定期刷洗才能不生蛀虫。每一次成功的维权，都可能推进新的权利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