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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曾经是苏联二号人物,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驱逐出境。墨西哥向托洛茨基提供了政治庇护,他于1937年1月9日抵达,1940年8月21日死于刺杀。最初,刺客宣称自己的动机是私人恩怨。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这起刺杀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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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遇刺的书房
一 流亡
早在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就在苏联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落败。1925年1月26日,他被解除了军职,1926年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在托派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次年流放到阿拉木图。
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组织剩余的支持者,试图东山再起。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苏联政府与几个国家进行谈判,它们都拒绝接收托洛茨基,只有土耳其同意。托洛茨基本人要求被引渡到德国,但德国拒绝接收他。
1929年2月,托洛茨基抵达土耳其,头两个月住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搬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居住,1929年4月被土耳其当局送往布于卡达岛(王子群岛的岛屿之一),安置在一座名为亚纳罗斯宅邸的房子里。在那里,托洛茨基撰写自传《我的生活》和《俄国革命史》,组织出版《反对派公报》。该报被秘密送往苏联,苏联当局意识到,他到国外依旧在从事政治活动。1932年2月20日,托洛茨基及其全家被剥夺苏联国籍,并被禁止入境苏联。在此期间,他曾申请进入比利时、法国、挪威、德国和英国,但均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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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指责托洛茨基从事反苏活动被斯大林殴打的漫画
1932年,托洛茨基经由意大利前往丹麦,参加社会主义会议。到1932年底,托洛茨基加入了苏联境内反斯大林反对派的政治联盟,该联盟成员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因如此,苏联政府开始指控他和他的支持者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情报机构工作。该集团一直存在到1933年,之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倒向斯大林而解散。
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显然还没有计划除掉托洛茨基。他最初的主要目标是托洛茨基带出苏联的大量个人档案。在执政期间,托洛茨基将所有经手的文件副本都存入了档案库,其中包括鲜为人知的列宁笔记和秘密的政治局决议。他广泛地利用所有这些材料来撰写反斯大林的文章。
1933年到1935年,托洛茨基居住在法国。5月,法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法苏互助条约》后不久,托洛茨基被法国驱逐,移居挪威。
1936年8月14日,苏联塔斯社报道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阴谋案。在苏联政府的持续施压下(威胁停止进口挪威鲱鱼),挪威于9月2日将托洛茨基软禁起来。1936年12月,托洛茨基收到消息,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已同意接收他。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城。
1937年,墨西哥尚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因此难以对其施加压力。此外,墨西哥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第四国际最大的国家支部所在地——这使得托洛茨基更容易从其支持者那里获得捐款和安保志愿者。然而,他所有获得美国签证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托洛茨基移居墨西哥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出版物的版税和美国志同道合者的捐款。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的整体财务状况已显著恶化。1936年,托洛茨基被迫将部分档案出售给阿姆斯特丹当代历史研究所巴黎分所;1940年,大部分档案被出售给哈佛大学。这些举动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使档案免遭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特工的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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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指责托洛茨基给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带路的漫画
流亡期间,托洛茨基积极组织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早在1930年至1933年间,他就试图在共产国际内部建立一个类似于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该组织由来自11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组成,其中包括德国、保加利亚和西班牙。自1935年起,托洛茨基开始广泛倡导建立一个替代官方的第三国际的组织,于1938年成立。实际上,托洛茨基几乎建立了一个与莫斯科分庭抗礼的中心。在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并撰写《斯大林评传》,向他的死对头斯大林发起攻击。这让斯大林和苏联当局对他动了杀心。
二 富婆
在墨西哥城外的车站,托洛茨基受到了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卡罗这对托派夫妇的欢迎。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是一个墨西哥女画家、社会活动家,以创作自画像而著称。她6岁时感染了小儿麻痹,右腿比左腿要短。18岁那年,她又出了严重的车祸,此后经历了多达三十五次的手术,最终右腿膝盖以下截肢。她的55%画作是一幅又一幅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象征着她的痛苦),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毫不避讳谈论自己的性经验。她曾说过:“I was born a bitch. I was born a painter.(我生而为碧池,生而为画家)是她和丈夫里维拉成功向墨西哥政府请愿,为托洛茨基提供政治庇护,并带到自己的“蓝房子”(La Casa Azul)。托洛茨基和妻子娜塔莉娅·谢多娃从1937年1月到1939年4月一直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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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罗的照片 摄于1938年
弗里达宣称,她和托洛茨基不仅成为了好朋友,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1937年,在他们在墨西哥城同居期间,卡洛创作了《献给列昂·托洛茨基的自画像》,画中卡洛手中拿着一封信,信上写着她写给托洛茨基的题词。无论她的话是真是假,这种看起来像是“被富婆包养”“吃软饭”的关系,显然让昔日的“苏联二把手”托洛茨基感到尴尬,特别是与自己的妻子娜塔莉亚和她的丈夫迭戈同处一个屋檐下。但是,迭戈·里维拉的心思显然不在这上面。
1938年下半年,安德烈·布勒东和迭戈·里维拉宣称,他们受到托洛茨基鼓舞,合作撰写了《独立革命艺术宣言》。这个组织是短命的,于1939年下半年解散。1939年3月,迭戈·里维拉声明反对卡德纳斯总统和反对革命制度党,托洛茨基担心卷入墨西哥的政治,担心被再次驱逐,慌忙搬到了别处。
为了组织第一次刺杀行动,苏联人民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纳胡姆·艾廷贡(Nahum Eitingon)和苏多普拉托夫招募了特工格里古列维奇(尤扎斯·格里古列维丘斯)联络此事,而墨西哥艺术家西凯罗斯则担任刺杀小组的直接领导人。小组所有成员均由西凯罗斯亲自挑选,无一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军官。
刺杀行动于1940年5月24日夜间以突袭的方式进行。根据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在凌晨4点左右,20名身穿墨西哥警察和军队制服的男子,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招募的保安罗伯特·谢尔顿·哈特的协助下,闯入托洛茨基住宅的庭院。他们向托洛茨基的卧室扫射了10到15分钟,并在门口放置了一枚炸弹,但由于技术故障,炸弹未能引爆。
刺杀行动失败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莉娅·谢多娃倒在地上,在枪击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唯一的伤亡是托洛茨基14岁的孙子弗谢沃洛德·沃尔科夫,他当时正在隔壁房间睡觉: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腿。据苏多普拉托夫称,失败的原因是准备不足:“骑兵”小组的成员在西班牙有过作战经验,但他们都没有特种作战或“搜查房屋”的经验。为袭击者开门的谢尔顿·哈特被他们绑架,并被杀死灭口。托洛茨基本人认为哈特是袭击者的受害者,甚至下令在房子上安装一块纪念牌匾,上面刻着“纪念罗伯特·谢尔顿·哈特,1915-1940,被斯大林刺杀”。
这次名为“骑兵”的行动失败后,托洛茨基住所的安保措施显著加强。墙壁用沙袋加固,并砌筑了额外的砖块,窗户上安装了钢制百叶窗,并在房子外部署了五支巡逻队伍。
死里逃生之后,托洛茨基于1940年6月8日写了一篇题为《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的文章,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表示,肯定会有下一次暗杀企图。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十分不屑,称这次刺杀是托派自导自演的,目的是政治作秀。这让托洛茨基十分恼火,指责墨西哥报纸《人民报》(El Popular)、《未来报》
(Futuro)和《墨西哥之路报》(La Voie de México)接受了苏联的资助。作为回应,这些报纸都对他提起了诽谤诉讼。1940年8月,托洛茨基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超级博尔吉亚》,指控斯大林毒害了列宁。不久后,托洛茨基碰到了第二次刺杀。托洛茨基身亡后,这些官司仍在打。
三 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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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墨西哥警方抓获的刺客拉蒙
1940年8月20日,伪装成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拉蒙·麦卡德(Ramon Mercader)拿出一篇文章请他修改。下午刚过5点,正在托洛茨基阅读文章的时候,麦卡德他掏出藏在雨衣里的冰镐,往托洛茨基后脑勺狠狠砸去。托洛茨基随即大声呼救,保镖立马跑了过来与麦卡德进行激烈的搏斗,托洛茨基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于1940年8月21日晚7时25分死亡。
1940年8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之死》的简短报道和一篇题为《国际间谍之死》的社论,写道:“一个被全世界工人唾弃、诅咒的人,一个多年来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作斗争的人,已
经被埋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失去了一位忠实的仆人。外国情报机构失去了一位经验老道、为实现其反革命目标不择手段的资深特工。
”苏联政府公开否认派人刺杀了托洛茨基。早在发表社论为其“盖棺定论”之前,就急于撇清关系。《真理报》8月22日报道:“袭击者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拉蒙·麦卡德也向墨西哥警方供述,自己刺杀托洛茨基,出于个人怨恨。他并未报出真名,而宣称自己是比利时公民雅克·莫尔纳尔(Jacques Mornard),从事进出口贸易,支持左翼运动,1938年在巴黎与托洛茨基结识,多次借款给他,最后发现他是个政治骗子,于是愤然杀死了他。但很快便证实,“莫尔纳尔”并非比利时人,媒体开始猜测苏联情报机构是幕后黑手。然而,拉蒙的身份始终未能确定。
拉蒙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西班牙人,他的母亲卡里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很早就是一个亲苏分子,而他的富商父亲反对妻子的政治观点,曾将她送进疯人院,后来与她离婚。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民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埃廷贡以科托夫(Kotov)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那里,他很快招募了麦卡德和她的儿子拉蒙为苏联服务。
参与此次特别行动的六名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官员于1941年被授予苏联勋章。1941年3月,拉蒙的母亲麦卡德抵达莫斯科。6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夫连季·贝利亚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在仪式上授予麦卡德列宁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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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达·麦卡德摄于1910年
不久后,麦卡德又返回墨西哥,救子心切的她与当局展开了一系列谈判,设法让儿子获释。母子俩的朋友回忆:“她认识那里(墨西哥)很多重要人物……而且,她很可能挨个去恳求他们。”但她的所作所为却搅乱了局面——证明了苏联当局与母子二人脱不开干系。这引起了墨西哥当局的警觉,他们加强了对拉蒙的狱中管理,苏联所有组织好的计划(包括劫狱)都取消了。1944年6月27日,墨西哥法院对雅克·莫纳尔案作出判决,他不得不在监狱服满二十年的刑期。苏联当局命令麦卡德立即离开墨西哥,不要再帮倒忙。
拉蒙·麦卡德服满刑期,于1960年5月6日获释,随后被送往古巴,之后通过捷克秘密前往苏联。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5月31日的法令, 1960年,拉蒙·麦卡德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编号11089);他从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舍列平手中亲自接过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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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工作的拉蒙·麦卡德
拉蒙·麦卡德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成员,还曾在中央党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工作,地址是大德米特罗夫卡大街15号。只有少数员工知道麦卡德的秘密;其他人则认为他只是一位战争老兵——苏联英雄。他被分配到克拉托沃的一处国有别墅,后来又被分配到索科尔地铁站附近的一套四居室公寓。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应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邀请,移居古巴,担任外交部顾问。1978年,他因肺肉瘤去世,享年65岁。拉蒙·麦卡德的骨灰被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昆采沃公墓10号墓地(坐标:55.705787, 37.41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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