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连签两份“城下之盟”，莫迪的“大国雄心”在关税大棒前一地稀碎

2月，新德里的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情绪。在议会大厦内，当纳伦德拉·莫迪宣布与美国达成新贸易协定的那一刻，执政党议员们狂热地拍打着桌子，高呼总理的名字，仿佛这是一场属于“全球南方”领袖的伟大胜利。

然而，这一幕欢庆景象的背后，掩盖着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剧烈的地缘经济转向。在短短一周内，印度连续与欧盟和美国签署了全面贸易协定。这并非印度传统外交策略中游刃有余的“多向结盟”，而是在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的50%惩罚性关税大棒下，一次被迫的战略妥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印度为了保住其脆弱的制造业出口生命线，用牺牲部分“战略自主”换取生存空间的自保之举。面对华盛顿极具侵略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新德里不得不重新审视其长期奉行的经济防御立场，试图在全球秩序的剧烈震荡中寻找一个脆弱的支撑点。

关税大棒下的城下之盟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印度的贸易政策展现出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色彩。华盛顿不再满足于口头上的“民主伙伴”关系，而是直接将经济武器化。此前，美国威胁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理由直指新德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持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

对于莫迪政府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经济噩梦。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高耶尔尽管对外宣称该协定将为印度出口商打开“30万亿美元的市场”，但在反对派眼中，这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投降。协议的核心交换条件极为苛刻，印度必须在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此外，印度还承诺大幅降低美国农产品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印度一直试图在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利用地缘政治裂痕谋取利益。然而，此次美印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这种平衡术的破产，美国通过强硬的贸易勒索，迫使印度选边站队。

莫迪政府为了缓解纺织品、宝石和珠宝等关键出口行业面临的灭顶之灾，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所谓的“信任伙伴”关系，剥去外交辞令的外衣，实则是基于不对称实力的利益置换。这场博弈的结果，深刻揭示了印度在面对超级大国极限施压时的妥协底色。

欧洲战线的仓促突围

为了对冲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印度在处理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项耗时近20年的谈判，在美方压力的催化下迅速敲定。这不仅是印度的一项经济决策，更是一次为了避免在地缘政治上陷入孤立的战术突围。

根据新达成的印欧协定，印度将对其原本严防死守的工业品市场进行历史性的开放。这对于一个长期奉行保护主义、有着深厚“进口替代”传统的经济体而言，无异于一场休克疗法。最引人注目的是汽车关税的调整。

印度同意将欧盟汽车的进口关税从原本惊人的110%逐步削减至10%，并设定了每年25万辆的配额。此外，化学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平均关税也将大幅下调。作为交换，欧盟承诺取消对印度纺织品的征税，这一原本高达10%以上的关税壁垒一旦消除，将为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喘息之机。

莫迪政府的算盘很清楚：如果不通过向欧洲开放市场来换取出口通道，印度刚刚起步的制造业将在美国的高关税和全球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下夭折。这种“以市场换市场”的策略，显示出印度经济决策层对外部环境恶化的极度焦虑。在生存压力面前，长期固守的关税壁垒正被一层层剥离。

“印度制造”的野心与现实鸿沟

莫迪政府此次不惜在国内政治上冒着巨大风险推进贸易自由化，其根本动力在于对重塑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渴望。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一直试图将印度打造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妄图挑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现实数据远比政治口号冰冷得多。目前，印度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足2%，这一数据暴露出印度制造业基础的薄弱。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温德·萨勃拉曼尼亚直言，即便这一份额能提升至10%，也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寄希望于跨国巨头的供应链转移。去年，受美国非法对华加征关税造成的市场扭曲影响，苹果将部分iPhone生产线转移至由富士康和塔塔电子在印度南部运营的工厂，使得12月份印度iPhone累计出口额突破500亿美元。然而，这种增长本身建立在扭曲的市场规则之上，极其脆弱。

印度纺织业在面对中国强大竞争力的压力下，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呼吁政府取消棉花进口关税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到2030年出口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这种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以及基础设施和熟练工人的短缺，使得印度的“工厂亚洲”之梦充满了不确定性。

更加严峻的是，印度目前正面临净外国直接投资处于三年低点的尴尬局面。此次贸然开放国门，究竟是能引来投资活水，还是会被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欧美工业品冲垮本土产业，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新德里的愿景很宏大，但脚下的基石却并不稳固。

内部政治裂痕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外交胜利的表象之下，印度国内的政治裂痕正在加深。尽管莫迪政府在小麦、大米和乳制品等涉及数千万农民生计的敏感领域保留了防线，但对苹果和豆类等农产品的开放，已经引发了反对派关于“出卖农业利益”的指责。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而言，任何涉及农产品市场的开放都无异于在政治雷区上跳舞。此外，印度加入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意味着其必须遵守更为严格的劳工标准、环境法规以及知识产权规则。

这对于习惯了宽松监管环境的印度本土企业来说，将是另一场痛苦的优胜劣汰。更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虽然在双边层面做出让步，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场合，依然保持着其一贯的阻挠者形象。这种双重面孔，反映出新德里在融入全球化与维护保护主义之间的深刻纠结。

莫迪将此次贸易协定视为其在2047年将印度建设为发达经济体的关键一步，试图比肩1991年拉奥政府的改革。然而，与三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全球贸易环境已由“自由化”转向“碎片化”和“阵营化”。

印度试图在西方划定的规则圈内寻找位置，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开放，更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必须接受西方的规训。对于新德里而言，这不再是关于是否“拥抱自由贸易”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国家生存路径的赌博。在关税大棒的驱赶下，印度已经迈出了无法回头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