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会让99%的人沦为无用阶层吗？

“劳动力替代”的确会发生，并且一直在发生，但是人类从未因此变得“无用”。对AI时代“无用阶级”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未知”的恐惧。

撰文丨关不羽

时至今日，“AI降临”已经不存悬念，人们更关心AI时代的生存状态。

乐观派畅想AI时代的极度丰饶，悲观者忧虑被人工智能夺走工作岗位的惨淡前景。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后者的代表，“无用阶层”、“后人类时代”的警告，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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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出生于以色列的海法，他的“人类简史”三部曲全球销量超过4600万册，成为全球现象级畅销书。豆瓣评分9.1分，在中国的影响力也相当可观。

2017年7月，赫拉利在“主动进化·造就未来大会”首次公开阐述“无用阶级”的理论，并在次年出版的《今日简史》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也从此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悲观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赫拉利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未来99%的人类将会失去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从而沦为“无用阶层”。“无机生命”将会接管决策权。只有1%的人类会通过垄断基因改造、人机接口等科技成果，主动进化成为“神人”。“无用阶级VS神人”，阶层分化程度前所未有。

赫拉利的预言之所以广有拥趸，并不是因为他的逻辑多么严谨、演绎多么出色，而是因为迎合了大众心理——人类对不可知的未来天然抱有悲观和恐惧。这种强烈的风险意识，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出厂设置”。然而，人类不是第一次面对科技重塑社会的不可知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技进步的未来并非洪水猛兽。

身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家，赫拉利的理论却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解读基础之上的。

在《今日简史》中，赫拉利论述“无用阶层”理论，第一个抛出的观点是工业革命时代机器替代了体力劳动，或者说是“身体能力”。然而，工业革命显然没有这样的魔力。

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使工厂制普及，并没有“替代”体力劳动、消灭劳动岗位，而是启动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大迁徙。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潮的1820—1845年，英国棉纺织品产业规模扩大，工厂员工数从10万增至150万。勃兴的工业劳动者显然不是“无用阶层”，而是经济影响力和政治活跃度与日俱增的新兴阶层。

第一次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难熬的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巨大成本、大量劳动者经历失业、低收入的经济苦难，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比深刻的“伤痕记忆”。

但此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同样遵循了“破坏性创造”的轨迹，旧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被打破，消灭了大量工作岗位，却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丰饶的经济成果。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有类似“无用阶级”的悲观预言出现。人类的“替代者”先是蒸汽机，后来是流水线，以及最近的PC和互联网。现在则是人工智能。

大量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都在“AI替代”的名单上，让很多人感到不安。然而，这并不是历史舞动了新的节奏。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普及应用，就消灭了大量的初级文员岗位。办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让很多打字员、档案管理员失去了职业价值。

在这次技术革命之前，这类低级文员在行政部门中占比高达60%以上。英国财政部大厅，一排排手拿计算尺的财会人员蔚为壮观，如今已经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但是，并没有人因此成为“无用阶级”。

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破坏性创造”，甚至没有对就业率产生明显的长期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就业率自1948年至2025年平均为59.26％。绝大部分年份的总就业率保持在60%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5%，几乎看不到技术替代的影响。实际上，发达工业国家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工业革命洗礼，劳动力非但没有过剩，反而愈发稀缺了。

“劳动力替代”的确会发生，并且一直在发生，但是人类从未因此变得“无用”。对AI时代“无用阶级”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未知”的恐惧。

人类无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无论是“预见性想象”还是“创造性想象”，都是把已知的要素进行组合。现实经验是想象力的极限。因此，每当人类站在科技迭代的前沿，总能凭着经验清晰地意识到哪些职业会被替代，却无法想象哪些新职业会应运而生。

今天我们担心人工智能夺走大量就业的悲观，一如二十年前我们为电商夺走营业员的饭碗感到悲观。当时，我们无法想象人人都能享受快递到家的服务。当时看来，那显然过于奢侈了。不知不觉中，却是上千万快递员穿街走巷的繁忙景象。显然，快递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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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拉利的理论中，“神人”作为“无用阶级”的镜像存在，放大了对未来的恐惧。然而，“神人”想象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赫拉利预言的“神人”垄断了科技成果，可是历史经验表明，科技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扩散的平权化。

诚然，精英阶层可以率先享受到最新的科技成果。但是，这种先行优势并不能形成长期垄断。工业革命以来，“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科技成果过不了几年就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民众应该对此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是精英阶层的身份标志，谁能想到不到二十年就成了人手一机的寻常日用品？很多昔日高攀不起的进口药、高端医疗设备，如今也成了常规的医疗手段。

自上而下的科技扩散，并不是政府强制的“分配正义”，更不是公益慈善机构的大发善心，而是市场行为的必然结果。更广泛的应用、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性能，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科技企业有什么理由配合“神人”垄断科技成果？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可不是愤世嫉俗的抒情，而是解释市场经济活动规律。

妨碍科技扩散的，从来都不是贫困，而是干预市场的管制。北方某邻国至今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最低水平的互联网科技成果，并不是因为他们太穷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够“市场”。

正因为缺少市场维度的思考，赫拉利们才会对AI时代的未来前景如此悲观。他们忽视了科技成果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产物，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所有和科技相关的议题，都不能脱离市场环境。

“无用阶层VS神人”并非AI时代的黑暗乌托邦，而是那些反市场经济国家长期以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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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时代造成严重失业危机的，从来都不是科技替代人类，而是失败的经济政策。

那些经济崩溃的失败国家，诸如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可没有什么“科技替代”。饱受失业困扰的欧盟国家也不是新兴科技产业的模范生，那些失业的欧洲青年之所以“无用”，也不是因为工作岗位被机器抢走了，而是这些国家主动选择了供给不足的人造稀缺。

大量干预、管制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市场活力。投资者不敢创业，企业不敢扩大生产，就会制造现实版的“无用阶层”。那些无所事事、靠社会福利苟活的失业者，谈何“经济价值”？尽管这些富裕发达国家的失业者比失败国家的同类有更好的经济处境，但“无用阶层”的性质并无不同。

造成人们沦为“无用阶层”的，正是那些超越社会各阶层的“1%神人”。现实版的“神人”垄断的不是基因技术、人机接口的科技成果，而是制定政策的特权。他们有权设定冗长的审查程序、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予取予求的产业政策。

这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政治议程，让他们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攫取了大量公共资源的蛋糕，却付出了牺牲做大蛋糕的公共利益。“神人阶层”的经济贡献为负，政治影响力却无限大。

某种程度上，赫拉利也是现实版的“神人”。他为AI时代的“社会危机”开出的药方，是建立所谓的“全球协同应对机制”。这种“全球委员会”式的制度设计，显然很符合“顶层设计”宏大叙事的政策思维，全球“神人”都会欢迎。至于他呼吁人们在“AI时代”通过冥想保持清醒的认知，可以算是个神神叨叨但无害的添头。

赫拉利的“全球政策视角”和玄学口味，让人想起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的讽刺：“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误认自己是上帝。”

让我们忘了赫拉利的“黑暗神谕”。人类应该恐惧的，不是不可知的未来，而是可知的现实。如果不能改变糟糕的现实，何来美好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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