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5名师级干部，震惊中央，为何22年后匪首72岁时才现形？

1950年2月的一场雪让北平城格外寂静，公安部灯火通明。值班参谋递上一份加急电报——冀察热辽边区“柴胡栏子村血案”匪首任芳伍依旧踪迹全无。距惨案过去不到三年，中央已三次下令缉捕，这份电报再度提醒人们：那场牺牲五名师级干部的悲痛记忆仍在淌血。

把时间拨回到1947年5月17日下午三点半。冀东军分区代表团结束长会，踏上返程。七十余名会议代表与一个骑兵连分住相距三里的一大一小两座村庄。将近黄昏，团长苏林燕站在路口，掸了掸满身尘土，反复叮嘱岗哨轮换。同行警卫打趣他“是不是过于紧张”，苏林燕只回了四个字：“心里不踏实。”

六公里外，任芳伍的五百余名土匪正在扎锅做饭。他先前被清剿失了山头，对解放军恨得咬牙。探子偶遇村民，探听到代表团落脚，且兵力不多；“冀东干部值钱，捉几个去投国民党准能升官发财。”任芳伍一句话，把夜色彻底染黑。

拂晓前的柴胡栏子村突然枪声炸裂。哨兵刚喊出“口令”，任芳伍已先开火。李中权以为是地方民兵，迟疑了半息；就是这半息，匪徒像潮水淹了过来。警卫冲入屋内报告，苏林燕拿起地图，令所有警卫分头突围求援——“只要救兵能到，损失就不会更大。”这是现场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命令。

骑兵连此时陷入两难：枪声密集却不明敌情，连长把队伍带到山梁观望。等弄清真相，代表团已打得弹药见底。天微亮，苏林燕为掩护队伍西撤，与匪徒短兵相接，胸口中弹，当场殉职。与此同时，另一支在附近侦察的骑兵团闻声驰来，马蹄滚雷般冲散乌合之众。土匪溃散，血案却铸成——苏林燕等五位师级干部牺牲，上级震怒，中央震动。

“必须捉到主犯，绝不姑息！”毛泽东当晚批示。冀察热辽军区随即展开拉网式剿匪，大小股匪被连根拔起。然而任芳伍像蒸发一般，不见踪影。关于他的流言越来越离奇：有人说他逃进朝鲜，有人说被国民党空投去了台湾；更多的猜测指向东北林海雪原，“大兴安岭能藏住一切罪恶”。

新中国成立后，剿匪从军事手段转入公安手段。柴胡栏子村案被列为一号悬案，追捕档案厚如砖头。可任芳伍没有户籍、没有亲属、没有照片，留下的只有一句外号“老李”。搜捕队常在深夜比对纸片上模糊不清的素描，结果总是摇头。

转机出现在1954年。公安在一次清查行动中抓到昔日匪徒齐达榜。此人识字，一向替任芳伍出主意，被称为“军师”。审讯持续整夜，齐达榜交代当年突围路线却坚称“不知首领下落”。多方核实，他供词前后呼应，只得暂时收了案卷。齐达榜被判刑后低头做工，表面看似老实，心里却始终恐惧。

1968年冬，齐达榜刑满返乡。一次去邻县拉麦种，他在生产队晒谷场远远望见一个佝偻背影，“像极了任老大。”当事人也认出他来，愣了一下，迅速低头离开。齐达榜回来两晚没合眼，思来想去决定去公安部自首并举报。他明白，若不说出口，这一辈子都睡不稳。

公安随即秘密摸排。那个被当地人喊作“老李头”的新队员1950年春天插队至此，性格木讷，干活卖力，从不与人深交，逢集市也绕开热闹。更蹊跷的是，他从不在公粮表格上亲手签字，总以“眼花”为由让别人代写。

1969年1月10日傍晚，任芳伍挑着柴火回家，一脚跨进屋门便被四名公安同时按倒。他高声辩解：“我没犯错！”旁边暗处走出齐达榜，盯着那张老脸看了许久，对公安说：“就是他。”一瞬间，任芳伍像泄气的皮球，喃喃道：“二十多年了，还是栽了。”

审讯记录逐页摞起。原来，柴胡栏子村溃败后，他带三十余心腹突围，夜奔赤峰，却被国民党正规军当作炮灰押往锦州。在锦州战役前夕，形势危急，部队自行溃散，他趁乱脱逃，辗转蒙东草原，以看牛汉的身份度日。1949年底，他挤入一支逃荒队，化名李发奎，投到今天辽宁西部一处生产队。靠着谨慎和装傻，他顺利躲过历次户口清查。

任芳伍被捕时已72岁，牙齿掉光，手指长年开裂。但面对罪行，他无法推脱：五名师级干部、十余名指战员的生命以及几十名群众的伤亡。1969年秋，省高院宣判死刑，次年初刑决。

村里人听说“老李头”是杀人匪首，半晌说不出话。有人回忆，他喜欢独自坐在河堤望天，大风刮过，满头白发乱成一团；谁能想到那沉默背后藏着一页血债。

柴胡栏子村血案卷宗最终画上句号，档案封皮上的红字“已破”盖了印。五位烈士的遗像安放进纪念室，青松常青。

就此再没有“老李头”，更没有任芳伍。只剩一个名字穿过文件、年鉴与碑刻，提醒后来者：乱世之恶不会因时间褪色，法网也从来不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