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据《人民日报》12月21日报道，成都市公安局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对全市“私人影院”开展了3轮次暗访侦查，查处涉黄场所2处，行政处罚8人。打击涉黄违法犯罪、规范娱乐服务场所经营秩序的执法初衷值得肯定，但从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视角审视，此次执法采用的“暗访”方式，若操作不当则可能触碰“钓鱼执法”的法律红线，尤其可能构成“犯意引诱”，进而导致所获证据丧失法律效力。
首先需明确，并非所有暗访都属于违法的“钓鱼执法”。在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领域，合法的暗访取证需坚守“机会提供型”底线，即针对已有违法倾向或正在实施违法活动的对象，通过隐蔽身份的方式收集其固有违法行为的证据。这种方式并未创设新的违法意图，只是为违法行为的暴露提供了合理契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但此次成都警方的暗访工作，若存在执法人员主动要求、引诱原本无涉黄服务意愿的私人影院提供相关服务，或通过暗示、利诱等方式促使对方答应提供服务的情形，则已超出合法暗访的边界，落入“犯意引诱”的范畴。
从法律定义来看，“犯意引诱”是指执法人员通过引诱、教唆等不正当手段，使原本无违法犯罪意图的人产生违法犯罪决意，并实施相应行为的执法方式。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公权力逾越法定边界、主动催生违法犯罪，既违背了执法机关“打击犯罪而非制造犯罪”的核心职责，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意志自由与合法权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会议纪要已明确界定，诱使本无犯意的人实施违法犯罪的，属于非法引诱，相关行为不应被追究法律责任；而在行政执法领域，此类引诱行为同样因违背程序正义而被法律否定。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犯意引诱”方式取得的证据，依法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以利诱、欺诈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的核心逻辑在于，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若允许执法机关通过引诱他人违法的方式获取证据，无异于纵容公权力滥用，既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动摇法治的根基。具体到此次私人影院查处案件中，若被处罚的8人及关停场所的相关“违法事实”，系源于执法人员的犯意引诱，那么据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便失去了合法的证据支撑，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不可否认，私人影院等新兴娱乐场所因私密性强、监管难度大，容易成为涉黄等违法活动的滋生地，需要执法机关加强监管。但监管与执法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能为了追求执法效果而突破程序正义的底线。对于私人影院的涉黄问题，执法机关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检查、接受群众举报、调取消费记录等合法方式收集证据，而非依赖可能涉嫌违法的暗访手段。
综上，打击涉黄违法犯罪的决心值得肯定，但执法方式的合法性更需坚守。成都警方此次针对私人影院的暗访执法，应当对是否存在“犯意引诱”进行严格核查。唯有排除非法证据、规范执法程序，才能让行政处罚决定经得起法律检验，真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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