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叛变后趁开会刺杀军长，多年后军长坦言称：没想到他会这么干

1928年7月22日，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老总、黄公略的率领下在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后，中共平江县委和起义部队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老总任军长。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红五军成立之初，整体是以原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为主的，下辖只有一个13师，13师下辖第1、第4、第7团和特务连、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共2500余人。

彭老总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红五军委员会，邓萍任书记。
很遗憾的是，红五军后来并未实现在湘鄂赣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彭老总也在1928年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挺进，并在一个月后抵达宁冈，与朱老总、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红五军可以说是历经艰辛，付出的牺牲也很大，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没能经得起考验，选择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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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成立之初下辖三个团：
第一团团长为雷振辉，党代表李灿；第四团团长为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第七团团长黄纯一，同时兼任团党代表。
黄纯一之所以能兼任党代表，主要是因为他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跟着黄公略一起到平江领导起义部队的党员，红五军委员会建立后，黄纯一还被为军委委员。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黄纯一在起义后仅8天就牺牲了，成了红五军最大的损失。

开国上将李聚奎当年还只是红五军中的一个排长，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对这位牺牲的团长印象格外深刻。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成功后，声势波及周边各县，浏阳、醴陵、岳阳、通城、通山、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也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特别是毗邻的长沙、武汉、南昌等国民党当局统治中心，更是惶恐异常。
应该指出的是，彭老总等红五军领导人在当时也意识到了平江起义的轰动性，因此没打算在平江久留，而是计划在平江周边打一二胜仗，趁机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团后，再往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转移。
同年7月25日，国民党湖南当局派了8个团直趋平江，当时敌人考虑到彭老总手里只有一个团，对此战可以说是有着充分的信心。
国民党军这8个团中，其中6个团用于包围平江，剩下两个团直插长寿街，意图堵截我军退路。
彭老总考虑到平江易守难攻，决心利用这一难能可贵的机会打一仗，他将主力一团布置在平江正面，吸引敌人注意力，调四团、七团布置在城南城北各三十里处，两面夹攻。
（根据李聚奎回忆，四团在敌进攻前一天调往浏阳）

1928年7月29日凌晨，战斗打响后，一团正面阻敌，在我军顽强抵抗之下，进攻的国民党军伤亡了300余人，狼狈退走。黄纯一与副团长贺国中亲率七团主力从敌侧后方向杀出，敌人猝不及防之下，又伤亡了200多人。
双方激战了一天，形成了僵持状态。
不过，因为国民党军势大，彭老总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放弃原来歼敌计划，率一团、七团撤离平江。
也就是在撤退的途中，黄纯一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3岁。
李聚奎后来回忆起黄纯一的牺牲还十分惋惜：
“黄纯一同志是我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后的一位连长（大革命时期曾任何健的湘军35军任连长，该军第一师就是后来的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即为彭老总），也是和我朝夕相处，给我以直接革命教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外表象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渝，想不到竟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首次战斗中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期以来，我每想及此，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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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30日，红五军含泪掩埋了黄纯一烈士的遗体后，启程离开平江，从此踏上了转战之路。
同年8月，国民党当局制定了湘鄂赣三省的“会剿”计划，并将围剿红五军的兵力增至15个团，当时敌人对彭老总率领的红五军恨之入骨，将之与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相提并论，称为“四大匪部”。
红五军转战至修水后，帮助当地的党组织以及群众建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也标志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9月初，红五军离开修水抵达铜鼓，在向向万载大桥转移，遭敌张辉瓒三个团的突然袭击。

不用怀疑，这里的张辉瓒就是1930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张辉瓒在大革命时期就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嗤之以鼻，甚至就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大能看得上。
1928年时，张辉瓒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该军军长鲁涤平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辉瓒是鲁涤平的心腹。
张辉瓒率领第四师在湘鄂赣地区活动时，主要对手就是红五军，他在铜鼓抓住机会狠狠出手，致使红五军遭到了重大伤亡。
李聚奎在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了张辉瓒的偷袭，可见当时红五军的确在此役中遭到了重大损失。
没有办法，彭老总只好率领红五军又转回了平江、浏阳一带活动，此后被湘赣两敌合力围攻，转向了鄂南发展。
红五军抵达鄂南后，受到当地各县百姓的欢迎，部队趁着这个难能可贵的和平时候，在九宫山进行了缩编。
当时，红五军已经只剩下千余人，编为五个大队。其大队长名单如下：
第一大队大队长：雷振辉
第二大队大队长：黄公略
第三大队大队长：贺国中
第四大队大队长：李玉华
第五大队大队长：李灿
其实也不难发现，五个大队长里面，已经不包括原来的第四团团长陈鹏飞。
网上有关陈鹏飞的资料特别少，但有个细节很清楚，就是此人忍受不了部队连续转战艰苦的环境，自愿离开了部队。
事实上，也不光是陈鹏飞，当时红五军中不少意志不坚定的战士都悄悄扔下枪脱离部队，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干的都是些掉脑袋的活。
根据一些文章描述，陈鹏飞在离开部队之前，曾跟彭老总谈心，彭老总虽然极为痛心，却也无可奈何，还凑了路费给他。
陈鹏飞离开红五军后，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也诠释了自己“不与红军为敌”的誓言。
（不过也有文章称，陈鹏飞是1928年11月留下一封信，自己悄悄离开了）
不过，像陈鹏飞这种脱离部队的其实还算是好的，至少他没给红五军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类似情况的还有参与起义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2营7连班长郭文斌。

郭文斌不是自己主动脱离起义部队，而是在起义成功后，部队在反击湘军进攻过程中，2营突然反水，郭文斌后来奉令率部撤离平江，之后就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自己后来也未参加红五军改编。
1979年7月30日，已经年逾八旬的郭文斌接受了关于平江起义的访谈记录，这个记录后来也成为研究平江起义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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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了牺牲者以及脱离部队的人以后，接下来就要说罪大恶极者。
这里面集大成者，就属原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1营营长、红五军第一团团长、红五军第一大队大队长雷振辉。
有关雷振辉这个人，网上资料很少，甚至连出生年月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后来当了叛徒，还差点要了彭老总的命。

雷振辉原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2营4连连长，是师长周磐的亲信，彭老总后来出任一团团长后，他被周磐调任1营营长，算是高升。
之所以这么安排，周磐用意颇深，因为彭老总此前是1营营长。
在起义之前，雷振辉曾积极参加闹饷运动，不过彭老总对他评价并不高：
“此人幼小时家里很穷，很想发财。”
不仅如此，彭老总后来还说：
“雷振辉和师长关系很深……如果我和师长走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他就不一定拥护我了。”
也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平江起义时，彭老总没有让雷振辉参加，而是派士兵委员会将之看管起来，起义成功后，彭老总考虑到雷振辉没有做过什么大恶，且平素表现良好，因而将之安排进起义部队中，任红五军第一团团长。
红五军在九宫山缩编时，雷振辉仍出任了第一大队大队长。
可问题就是，雷振辉本不是中共党员，他对革命并不抱有热情，也正如彭老总对他的评价那样，他参加革命军队，本质上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根据李聚奎回忆，雷振辉很早就跟时任红五军四大队大队长李玉华有勾结，为了在敌营中谋求高官，他们准备拉着队伍一起叛变。
1928年9月，李玉华借口“军长被敌军包围”，率部直接叛逃，不过后来四大队陆续又回来了二十多名官兵。
李玉华后来结局不明，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
鉴于李玉华同雷振辉的关系，彭老总在和滕代远、黄公略、邓萍、贺国中等领导商议后，决定将雷振辉监视起来。
这么一来，雷振辉也就彻底失去带离部队的可能。

第二天早晨，部队开拔时，彭老总集合队伍后在台前讲话，一旁的雷振辉突然抢过彭老总警卫员薛洪全同志手里的驳壳枪，企图对彭老总开枪。
关键时候，薛洪全一个扭身上去，和雷振辉抱在一起，两人厮打起来，不过因为薛洪全个子太小，被雷振辉掀翻在地。
那时李聚奎就站在队伍最前面，一个箭步跃上去抱住了雷振辉，时任连长的黄云桥连开几枪，将雷振辉击毙。
尽管整个过程惊险异常，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彭老总，他照常给部队进行了训话：
“在一个多月的转战中，由于敌强我弱，队伍损失很大，但我们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就是必须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尽量避免同敌人硬打硬拼，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能把敌人拖垮并战胜他们。现在部队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政治质量提高了。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暴动是为了千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的道路，就一定要走到底，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干下去。”
不过这件事情给彭老总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之后他再谈起此事，还忍不住说：
“雷振辉是我在一团一营当营长时的老连长，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没想到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看来，要在一起千革命，光靠个人感情、私人关系不行，必须靠政治觉悟，靠共同信仰，才能百折不回，团结革命到底。”
在经过五个月的转战后，彭老总率领红五军抵达井冈山，这时候还能留在红五军的，都是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