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罗夫还在喊话，中国早已转身了：中俄印已终结，新三角该来了

2025年5月27日，吉隆坡的一场峰会，把中国、东盟和海合会这三块版图放在了一张桌子上，三方在联合声明里反复提到“互联互通”和“绿色转型”这两个关键词，背后对应的是上万亿元规模的现实贸易和投资流向。

就在这之前的2026年，中国和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6.99万亿元人民币，折算大约接近9600亿美元，而到2025年前11个月，这个数字在美元口径上又涨了约8.5%，累计超过9300亿美元，贸易结构从原来的加工组装，逐渐延伸到高端制造和数字服务。

以越南和马来西亚为例，2025年统计里，两国对华出口中有超过30%与中国产业链直接相关，工厂使用的设备和工艺不少来自中国沿海省份的配套企业，东南亚港口像槟城、巴生在2026年就已经接入多条RCEP框架下的航线，年集装箱吞吐量以两位数速度增长。

海合会那边，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在2023年至2025年间对华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承诺投资被公开报道的就有数百亿美元，沙特的天然气船在2025年开始常态化靠泊中国多个港口，合同周期往往以5年或10年计，并配套风电和光伏项目的技术合作条款。

这些合作里，一个显眼变化是结算方式的多元化，媒体在2026年底披露，部分大宗商品合同以人民币和当地货币组合计价，避开单一美元通道，这种安排和中东地区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挂钩，也与中国自身的跨境支付系统对接。

基础设施层面，泛亚铁路在2025年新开通的几段跨境线路，把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几个口岸城市打通，货运时间相较2018年前的海运缩短了约30%，而中东方向的油气和电力通道，则被多次拿来与马六甲航道的“单点风险”对比，成为区域能源安全讨论中的一个固定案例。

如果把2025年吉隆坡峰会视作一个节点，它背后还有一个更长的准备期：从2010年前后的“一带一路”倡议，到2022年RCEP正式生效，再到2023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签署的多份合作备忘录，跨区域产业链和金融链用十多年时间在悄悄成形，并非临时拼盘。

与这种“新三角”的实务推进相比，另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三边框架，则在2020年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那就是由俄罗斯在1998年提出的中俄印合作构想，当年设想是三个大国联手在国际格局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尤其是在美国一超独大的语境下。

从2002年开始，中俄印外长级会晤启动，公开记录显示到2021年一共举行了19次，到2017年前后还曾被一些学者视为后续金砖扩容的“试验场”，但节奏真正被打断，是在2020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边境对峙造成的人员伤亡让中印关系步入一个长期敏感期。

那次发生在拉达克地区的事件，被多家媒体反复提及，双方原本依据的边境管控安排受到了严重冲击，后续几年中，双方在实控线附近陆续增加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方面在2021年至2026年间多次宣布新建或升级道路、桥梁和前沿营地的计划。

也正是在这种安全环境变化下，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升温，2021年3月QUAD首次领导人峰会召开时，公开成果文件里写入了疫苗合作和供应链韧性，印度在医药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角色被强调，而中国则被一些外部分析报告隐含地视作竞争对手。

到2025年7月，QUAD外长在华盛顿举行第十次会晤，议题中出现了海上态势感知、海底电缆安全等新内容，印度代表在会上表态愿意参与相关演练和项目试点，有学者统计，在2020年至2025年的5年间，印度与美日澳举行的联合军演数量明显上升，频次远高于前一个5年。

学界讨论中，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提出的“中国威胁”相关论述，在2022年至2025年被多次引用，他在公开文章里把北京视为未来几十年印太安全格局中的主要变量之一，这种表述影响了一部分印度精英对周边战略环境的理解，也被外部观察者视作新旧认知框架的分界线。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围绕对华投资和科技合作的审查也趋严，自2020年后，涉及中国背景资金的并购在印度被要求额外审批，部分应用程序在2020至2022年间被下架，2025年8月，印度总理计划访华前夕，边境附近仍有大规模军演安排，这种时间上的重叠被不少媒体放入分析中。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试图维持的中俄印三边协调空间明显收窄，虽然俄中在2026年的双边贸易额被报道超过2000亿美元，俄印在能源和武器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几十亿美元规模，但三方共同出席的外长会议在2020年后再未举行，合作机制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

2026年1月20日，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年度外交记者会时，再次提到中俄印合作，强调这是多极世界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还把它与金砖机制联系在一起，希望能够“尽快重启”，会场上有多家媒体记录下了这段表态的时间和原话。

不过，中国外交部在随后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的回应比较克制，发言人强调的是“务实合作”“相互尊重”等原则性表述，没有明确提到中俄印外长会议的具体安排，中国对外经贸工作在2026至2025年的实际重心，则更明显地偏向东盟和中东市场的深度开发。

对于俄罗斯而言，中俄战略协作在能源、军工和高科技等领域仍有较高权重，2023至2025年的能源结算结构发生了调整，人民币和卢布占比上升，但在经济体量上，俄方能提供的市场空间与东盟的6.99万亿元贸易规模或海合会的长期能源合同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对印度来说，作为人口超过14亿的大型经济体，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仍在调整，既希望在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上承接一部分跨国公司的转移，又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这种双重目标如何与中俄印三边框架兼容，目前尚无定论。

中国在对外布局时，一方面继续与俄罗斯保持高层往来，参与2023至2025年的多次双边或多边安全与经贸对话，另一方面则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与海合会的系列协定，把自身视为一个“总装车间”，让东盟承担更多分工环节，把中东视作长期能源和资金来源。

在新形成的三方互动里，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功能划分：海合会提供稳定的油气供应和一部分资本，中国输出设备、工程承包和技术方案，东盟则在2020至2025年间逐步积累了劳动力和产业配套的优势，这种“经济闭环”的设想，与当年中俄印强调的地缘平衡逻辑明显不同。

到2025年底，一些研究机构在报告中用图表展示了这一变化：一条线是1998年至2021年间中俄印外长会晤的时间轴，共19次；另一条线则是2010年至2025年间中国与东盟、海合会贸易和投资曲线的上升，二者在2020年交叉，此后一个放缓，一个加速。

旧框架和新安排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取代”关系，更像是不同阶段对现实环境的回应：1990年代末的焦点是单极格局和大国政治，2020年代中期更显著的变量则是供应链安全、能源转型与本币结算，这些议题都裹挟着具体的数字目标和项目清单。

至于未来几年，中俄印合作是否会在新的安全与经济条件下找到重新定位，与2025年之后东盟—中国—海合会这条线会不会继续放量，能否同时存在、形成互补，还是会因资源和注意力分配出现此消彼长，还需要看后续的数据、政策和事件如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