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烈女、军国之妻？每个侵华日军的背后，都有疯狂的日本女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东京电线杆上忽然响起天皇“终战诏书”，街角的收音机前却有人抽泣，有人木然，更多人自言自语：“怎么会输？”若把时间拨回十多年前，许多站在送行队伍里的日本妇女还在挥舞旗帜，吆喝着“万岁”，替丈夫、儿子和学生鼓劲。战争的汽笛声响起时，她们是最先被卷入浪潮却最不自知的一群。

这股浪潮的拐点往往出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炮火撕裂沈阳夜空后，趁着火光，日本社会迎来一种特殊的英雄叙事：要为“皇国”生儿育女，要让男人奔赴前线，女人则在背后奉献一切。口号在街头扩音器和报纸头版日夜轰鸣，渐渐成了无法质疑的真理。

井上清一原本是新晋中尉，蜜月刚满七天，尚未褪去新郎官的喜色，征召令却到了。面对即将远赴东北，他一时犹豫。妻子井上千代子却抢在黎明前，用裁缝刀在喉头划出一道血痕。她的遗书长达万言，自称“欣然以死为君夫洗尘”，只求丈夫无后顾之忧。舆论顿时沸腾，日本报纸大字标题把她封为“昭和烈女”，皇后也参加了追悼会。一个人的极端行为，被塑造成全民崇拜的丰碑。

很快，“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各地现身。织布厂女工倾囊捐出工资，农村主妇挤出口粮为兵工厂做后勤，城市小姐们则排起长队，在“慰劳袋”里塞进干粮和爱国诗句。最高峰时，这个组织号称拥有千万名成员，覆盖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绝大多数家庭。谁若没有加入，都会被邻里视作“不爱国”。

有意思的是，这份“后方热情”并不止于针线和募捐。当战争进入持久期，兵员短缺显现，东京市中心的墙面出现醒目标语：“多生育，即是尽忠。”政府提出“产儿报国”，每多一个男娃，街道就派人挂红灯笼。相反，家里若连生几个女儿，母亲只得低头躲过邻居的目光。在这种集体胁迫下，生育被升格为崇高任务，而非个人选择。

“你要带着家族的荣光去死。”一名叫东史郎的陆军二等兵回忆母亲的临别嘱托时，这句话扎得人心口发紧。那一年他二十五岁，母亲递过一把短刀：“若被支那俘虏，记得自行了断。”这番对话不过十余秒，却把一位普通母亲的观念裸露无遗——死亡成了孝与忠的极端合一。

东史郎出征后，家乡的女学生在讲堂里给前线兵士写信，称“愿化作鲜花献于战机”。老师们分发的练习题，常常是“如果哥哥阵亡，你准备怎样微笑着送行？”连童声合唱的校歌里都写着“死亦荣光”。这种氛围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自我催眠。

一九四三年，另一张“圣母”牌被摆上了台面。住原武东，这名普通农妇失去了四个飞行员儿子，家门口插着四面安德烈旗。政府给她披上“军国之母”的蓝绶带，还派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亲自登门。媒体镜头前，她压抑泪水，反复念叨：“唯愿长子早日凯旋，再献一命。”这场悲喜交杂的表演，令无数家庭跟进表忠，“既然死是荣光，那就让更多孩子上路”。

除了生产线上的劳作与产房里的呻吟，女性还被征召进入更黑暗的角落。日本陆海军在中国与东南亚设置的“慰安所”，需要大量年轻女性。部分贫困农家姑娘被诱骗，部分少女则以“替父兄分忧”的名义自愿报名，结果迎来的却是难以言说的噩梦。官方对此保持缄默，社会却把她们捧作“圣洁的花束”，用来美化侵略。

战场前沿，井上清一终究兑现了妻子的“遗愿”。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奉天省本溪湖附近，他指挥部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屠杀，三千余平民成了丧钟。他上报军部时的措辞是“歼灭匪徒”，本土报纸却写成了“烈女之夫，捷报频传”，把血腥与荣光缝合得天衣无缝。

值得一提的是，侵略扩张并非男人的独角戏。国防妇人会在经济上扶持伤兵，在精神上提供愚忠的剧本，又在社会氛围层面散布“牺牲即幸福”的理念。许多军属因此主动放弃补给配给，或者将配给转捐前线。数据显示，一九四四年的“出征慰问金”中，妇女团体占比达到三成以上，足见影响之深。

战争接近尾声时，日本本土已上演“决死总动员”。十三岁少女代替父亲执笔，恳请军部批准她参加“女子挺身队”。武器匮乏，她们开始训练用竹枪对抗登陆美军。历经多年动员，许多人真心相信靠血肉可以“玉碎”。这种悲壮与荒诞并存的信仰，折射的是一个国家在极端意识形态下的失序。

遗憾的是，战后很少有人愿意认真追问：是怎样的洗脑，让女性甘当战争机器的齿轮？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刽子手们固然受审，可那些曾点燃战火的后方宣传机构，却在废墟间悄悄更换了招牌。社会很快用“战败之痛”“复兴第一”来覆盖此前的狂热，关于井上千代子、住原武东们的故事，也被打包搁进“国难时代”的档案柜里，偶尔拿出来，却多是当作悲情传奇。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昭和烈女”在一九三○年代频繁示范所谓的忠贞，没有国防妇人会在每一个县町敲锣打鼓募集棉衣与新娘，没有“军国之母”在校门口向孩子们灌输赴死的光荣，侵华日军是否还能在大陆上持续八年之久？或许战争终点不会改变，可起点的推手，绝不止军中将校。

今天翻检旧档，一封封残存的慰问信仍在。那上头缀满了樱花图案，字里行间却是“速速杀敌”“誓死报国”。它们让人清楚看到，性别并不能天然地阻挡侵略的扩散；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熏陶下，温柔也会变成利刃。

战争结束后，日本女性的地位经历剧烈摇摆：一面是和平宪法下的新权利，另一面则是战争回忆的阴影。那些曾被歌颂为烈女、军国之妻的普通人，多半在静默中凋零，留下的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一部民族疯狂的注脚。半个多世纪过去，硝烟散了，墓碑上的名字却仍在提醒世人：兵锋之所以能伸向邻国，少不了后方热烈的掌声；而这掌声中，有太多女性的手在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