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黄浦江面雾气氤氲,船笛声在外白渡桥下回荡。桥头的哨兵望着不远处仍闪烁的霓虹灯,心里嘀咕:这座城,热闹得仿佛没打过仗。
上海战役结束才十来天,硝烟散尽,难题却才冒头。金融秩序混乱,地下武装蠢动,米价蹿得比电梯还快。枪林弹雨里能冲锋,城市治理却考验另一种胆识。
陈毅临危受命,既当市长又任军管会主任。白日,他奔波银行、工厂;夜里,拉着干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句话,他反复强调:进了大上海,规矩只能更紧,丝毫不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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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许多年轻兵第一次见到霓虹、舞厅,连路边一碗葱油拌面都吃出节日味道。陈毅担心的正是这种“糖衣炮弹”——诱惑不在枪口,而在酒杯、在旗袍。
6月12日夜十一点多,榆林分局灯还亮着。一名来取公文的干事推门而入,空气里混着檀香与劣质香烟味。案头下,军代表欧震指尖拨弄一枚亮亮的银元。
“挺晚了,还在清点物资?”干事故作轻松,眼角却死盯那枚银光。欧震手腕一抖,把银元塞进抽屉,动作迅速,却瞒不过侦察兵出身的那双眼。
彼时全市严令禁运贵金属。天一亮,那干事就把情况报给局长刘永祥。刘听完心头一沉:别是私藏外币吧?随即抽调三人小组,暗中盯紧欧震的行迹。
跟踪数天,他们发现一处弄堂深处的小楼。房契挂在一名退休巡捕名下,住户一男一女,白天窗帘紧闭,夜里灯火常亮。邻居只知女子姓朱,花钱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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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晚,调查组破门而入,将两人押回分局。审讯室灯光刺眼,欧震硬撑:“哪有银元?你们弄错了。”审讯员把四枚银元摔在桌面,金属声脆得扎耳。
随后的笔录里,女子朱英交代身世:原是国民党保安司令的二姨太。城破时丈夫南逃,她守着老宅。宅里藏着几支盒子炮,是旧主留下的“后手”。
搜枪的正是欧震。此人淮海战役被俘后改编来我军,骨子里的旧习性却没丢。见到朱英,他动了邪念,先恐吓:若不配合,枪支问题立刻顶格处理。
朱英为自保,塞给他四枚银元,谁知换来更恶劣的条件——迁入秘密小楼,冒充“未婚妻”。从此她成为阶下囚,只能任由欧震呼来喝去。
调查材料一本本汇总至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翻完卷宗,冷声道:“性质极坏,立即呈报。”那天傍晚,文件送到市政府东楼,陈毅正忙着研究平抑米价,闻讯怒拍桌子。
“旧脾气不改,留着祸害百姓?”陈毅批字毫不含糊:“依法从严。”军事法庭两日审结,以强奸、敲诈、私藏外币等罪,判处欧震死刑;朱英因受胁参与,免刑,送教养所。
7月初,龙华机场外的空地上,数千市民自发围观。行刑枪声短促,一枪结束。人群渐散,弄堂里议论四起:原来解放军不只会打仗,还真敢动自己的兵。
几天后,干部夜校再次开课。讲台上,陈毅语气坚决:“上海再大,大不过人民的眼睛;谁敢坏规矩,后果自负。”座下百余名干部默然无声,却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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