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师范学院的毕业典礼刚结束。走出礼堂,几位同学追上刘源,半开玩笑地问他:“研究生还是出国?”刘源停下脚步,只留下一句话:“我要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风把衣角吹得猎猎作响,这句略带倔强的回答,让许多人当场愣住。
话得从更早的年月说起。1940年代,刘少奇曾在中原敌后坚持斗争,河南的新乡、林县一带留下过他的足迹。有关那段历史的故事,刘源小时候听了无数遍。1951年出生的他,虽是最小的儿子,却被父亲列了一张严格的“成长表”:九岁下水,十岁骑车,十三岁独立自理,十五岁可以独自远行。一次他把脏衣服扔给保姆,被父亲当场喝止——“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那时的斥责,后来成了他面对艰苦生活的一道隐形支撑。
射击、刺杀、负重奔袭……中学时期的三个暑假,刘源全在部队里度过。1966年国庆,他以国旗护卫队一员的身份,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可荣光之后,生活的风向急转。1968年,他只身去山西山阴县白坊村插队。每天定量一斤一两杂粮,常常不够吃,他学会了捕田鼠、挖野菜,甚至靠卖血攒路费。村民对他投以同情,也投以信任:半夜有人给他送红薯,临别时整村人相送。那一次的二十天流水席——家家都抢着请他吃饭——成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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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三十岁的刘源顺利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课堂上,他常被请去讲“田间见闻”,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可一到毕业,留校、读研、出国甚至进入中央机关,全都摆在面前,他却想着那个旧承诺。母亲王光美已是花甲之年,本想留儿子在身边。见他犹豫,母亲主动去找北京市领导“说情”,只为助他成行。刘源回忆那一幕时曾对朋友说:“母亲支持我,比什么都重要。”
1983年初春,他骑着公社配发的二手自行车,第一次踏进七里营。这片土地盛产棉花,却因社办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酒厂停发工资,油脂厂压仓二十万元货。刘源白天跑遍几个乡,晚上蹲在厂房和工人一起熬夜试方子。很快,他捕捉到公路建设对沥青的巨大需求,拍板让油脂厂改线提炼沥青。三个月后,油脂厂盈余二十万,连同酒厂、棉纺厂也被带动起来。起初当地干部对这位“刘少奇之子”心存戒备,后来都夸他“说话哑声哑气,干活要命要劲”。
县里看到成效,顺势让他主管多种经营。次年人代会上,他全票当选县长。随后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城建、计划、工交一肩挑。郑州人盼天然气多年,却卡在审批关。刘源挎着帆布包,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来回奔波。一上午被“踢皮球”三趟,他仍笑着递文件。遇见的处长被他的耐心打动,低声感慨:“从没见过这么不摆谱的高干子弟。”七个月后,第一期天然气工程竣工,三十万户居民第一次拧开阀门就能做饭,巷子里鞭炮声响成一片。
1988年,36岁的刘源被河南省人代会直接提名,当选副省长。代表们在选举理由里写道:“干得实,用得住。”外界有人揣测他借父荫上位,他却公开表态:“我只把出身当成再干一份工的压力,只许为老百姓办好事,不许谋私利。”
1992年入武警水电指挥部挂少将警衔,随后履职武警总部、总后勤部、军事科学院。虽换了军装,他仍旧保持“说话慢三拍、行动快三步”的节奏。某次豫北防汛,他衣服湿透,军医劝他稍作休息,他只挥手一句:“再扛一会儿。”那一年,他四十出头,胡茬满面,在泥水里抢险到天亮。
如今,刘源年过七旬,还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忙碌。那句“我要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隔着四十年回响,河南乡亲提起他,仍爱用一个字概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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