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得知“鼓楼冒烟”的谣言后，下令严打，逮捕上万人

站在人群外侧的老北京人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想起了清末流传的那句怪话——石狮子落泪、鼓楼冒烟，京师要出大事。几分钟后，这个孩子的呼喊像被风推着，飞进胡同，钻进茶馆，也闯进了百姓的饭桌。

很快，京津两地的长途汽车站出现了异样的客流。有人专程赶来“印证天象”，也有人打着鼓楼“有神兆”的旗号兜售护身符。就在这微妙的躁动里，新中国第一届国庆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北京并不需要这份额外的喧嚣。

第二天夜里，罗瑞卿把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刘坚夫叫到办公室，茶水冒着热气。罗瑞卿只说了一句：“必须摸清到底在冒什么烟，限三日给结果。” 七个字的军令状——“越快越好，不能让群众心里发虚”。

云梯、木架、消防水龙头通宵往鼓楼上送。第三天傍晚六点半，刘坚夫爬到兽口檐角，用手电一照，黑压压的“烟雾”瞬间散作无数小飞虫。围观者一片鼓掌，难题算是拆开。人民日报连夜发布短讯，标明“鼓楼无火无烟，系昆虫聚集”。

事情似乎结束，却只是序章。仅隔数日，新的流言像在夜里长出翅膀：“四十二国要合兵登陆”“政府拿十万儿童换军火”“化装道人割男人的命根子”……凡俗离奇，无所不包。北方农村夜间响起竹梆子，青年轮流站岗，妇女孩子躲在炕洞，恐慌远超当年的蝗灾。

周恩来此时正陪同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电报发到列宁山庄，毛主席沉吟片刻，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谣言也是一场战争。” 随即，新华社对外公布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公开行程，先堵住“中苏勾当”的猜测，然后再拔根。

1950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罗瑞卿给全国公安系统打了电报，只三个字——讲、驳、追。先用事实解释，再用文件驳斥，最后顺藤摸瓜。

几个星期后，线索指向了被称作“一贯道”的会道门网络。这个组织自张光壁1930年代起打着“明明上帝”旗号，抗战时跟日军眉来眼去，国共内战一败又投靠南京，1949年后暗中把据点藏进庙宇、药铺、澡堂。坛主们抄改“烧饼歌”，把“石狮落泪”硬塞进新朝代的背景，用口耳相传攻破识字率不足两成的乡间防线。

有人或许会惊讶“一贯道”扩张速度，其秘诀其实很普通：先编灾殃，再卖“护符”，最后收“香火钱”。如果遇到追问，就甩一句“天机不可泄露”。对生活刚脱离战乱的农民而言，这类半神半鬼的故事比《人民画报》更“好懂”。

1950年12月，北京警方统一收网。仅首都范围便清理出一贯道教徒十七万，四十二名骨干因“勾结境外、组织反革命”被执行死刑。其他成员按危害程度分别改造、管制。山东平邑、一贯道占人口三成；南京城区登记在册六百九十四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后续报告里写下沉重数字：全国杀七万、关一百二十万、管一百二十万。

谣言扎根，土壤是文盲。那时全国人口五点五亿，文盲率高达八成，农村九成以上。1950年秋，中央在华北率先启动大规模扫盲。工人要求认两千字，农民一千字；家里有学生的，自动成了父母的“先生”。

紧接着，“读报组”下乡。宣传员扛着《人民日报》和土喇叭走村串户，每晚点煤油灯领读：谁家娃娃拼出“人民两字”，孩子就能换一支铅笔。到1951年春，全国读报组超过六万，参加者七十万，谣言的传播链被一寸一寸切断。

另一个动作是把党的声音送到最偏的山沟。中央派出一百九十二万名宣传员，五万余名报告员，他们被乡亲们称作“毛主席的传话人”。旧社会的庙祝、神婆逐渐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黑色封面。

1952年春，“镇反”转入扫尾阶段，地痞、土匪、暗藏特务也被一并清理。北京城重新恢复了“大门不上锁”的老传统，夜里卖豆汁的小贩挑着灯笼走街串巷，再没人担心“割蛋道人”潜进院子。

同一年，中国志愿军还在朝鲜雪地里鏖战，国内却已把治安和民心打磨得坚实。谣言没有了落脚处，社会动员效率反而空前提高，后来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起步。

老百姓常说，谣言像老鼠，黑暗越多越猖獗。1950年的“鼓楼冒烟”，不过是一群飞虫和一句无稽的预言，却折射出新政权最早面对的治理难题：安全、知识、信任必须同步。解决了它们，才有可能谈发展、谈工业化，乃至谈走向世界。